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合，在五四運動的後一年，先後在中國好幾個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長沙、漢口、廣州、濟南、杭州等地，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1日，中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選舉了12個代表[2]，在中國工業的中心和當時的工人運動中心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革命曆史紀念館第一館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故址。在31年以前，這裏是望誌路108號，現在是興業路78號，也是黃陂南路（即前貝勒路）樹德裏7號。這是一座臨街的兩層的普通弄堂房子。在31年以前，即1921年7月1日[3]，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座房屋的樓上[4]正式成立了。當時出席的代表12人，代表了約50個黨員。毛澤東同誌代表湖南黨的組織。當時會議室的布置很簡單，隻有一個大菜台，周圍可坐十餘人……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章[5]，選舉了黨的中央機關，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在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
就在消息見報的當天上午11時，上海市市長陳毅以及潘漢年、方毅、劉長勝、陳丕顯、王堯山等趕往興業路，參觀了中共“一大”會址。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
當天，蘇聯塔斯社記者聞訊，也趕到興業路。於是，在上海發現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址的消息，迅速傳到了國外。
不過，那時，興業路76號上的“恒昌福麵坊”幾個大字，仍刷在牆上。屋裏，則掛起了馬克思像、列寧像以及毛澤東手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這年冬天，國家文物管理局局長王冶秋從北京來，參觀了中共“一大”會址之後，說了一番很重要的話：“革命曆史紀念館的布置應該完全恢複當年原狀，使來館景仰者能想象當時情景生肅然起敬之感。”
於是，馬克思像、列寧像、毛澤東手跡取下來了——因為當年開會時，牆上沒有掛過。
於是，“恒昌福麵坊”招牌鏟掉了，巨大的“醬”字鏟掉了，外牆上的石灰鏟掉了，“混水牆”變成當年的清水牆——露出了青磚與紅磚。
王冶秋還叮囑：“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1953年春做好了。這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帶著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傳部。
王冶秋、胡喬木看了模型之後，轉呈毛澤東、董必武觀看。
董必武看了說：“是這座房子。”
毛澤東看了則說：“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於是，195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李蘭天、杜民奉命來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48號，尋訪內務部研究員、59歲的包惠僧。包惠僧本名包道亨，又名包悔生，後來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曆盡風風雨雨，1949年11月從澳門返回北京，安排在內務部工作。毛澤東記起了這位老朋友，要他寫點回憶文章，並到上海實地踏勘。
1954年3月，包惠僧與李書城夫人薛文淑一起來到上海。包惠僧出席過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則是當年望誌路106號的女主人。他們詳細回憶當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紀念館的布置越來越接近於原貌。隻是薛文淑指出會議是在樓下開的，一時定不下來——因為李達說是在樓上開的。當然，薛文淑的回憶，顯然比李達可靠。因為薛文淑是那裏的主婦，天天在樓下吃飯，餐桌便是那張長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們是圍著長方桌開會，理所當然是在樓下。
不過，薛文淑沒有出席會議，而李達是“一大”代表，李達的話勢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權威性——盡管李達隻在那裏開過幾天會。人們仍遵從李達的意見，把會議室布置在樓上，供人瞻仰。
1956年春節，事先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輛轎車駛入興業路。從車上下來一位白發長者，留著白色髭須，那麵孔是報紙圖片中常可見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共“一大”代表、70歲的董必武！
1956年2月，董必武為中共“一大”會址題詞
董必武作了“裁決”。他說：“當年開會不在樓上，而是在樓下，會議室應該布置在樓下。”
董必武說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當時不似現在，人家有女眷，我們怎麼好走到樓上去開會呢？何況那時我們的會議還有外國人參加。”
董必武的話，一錘定音。從此，那長方桌從樓上搬到樓下，完全恢複了曆史原貌。
董必武興致勃勃，當場揮毫題詞。他借用《莊子》內篇《人間世》的一句話，寫下自己的無限感慨：
“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莊子》原文為：“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這八個字，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簡”到“巨”的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