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黃宗漢係黃興之妻，原姓徐，嫁給黃興後改姓黃。
[2]許多人誤以為“興業路”路名是解放後取的，寓“事業興隆”之意。其實它是1943年取的。於無意之中，取了一個含意深遠的路名，一直沿用至今。
毛澤東、董必武投來關注的目光
中共上海市委很謹慎，沒有馬上把興業路上那一排房子確定為中共“一大”會址，隻是派人把興業路、《新青年》編輯部、博文女校三處拍了照片。
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楊重光帶著照片專程赴京。
楊重光是這樣回憶的：
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後，接待我的胡繩同誌答應把這些照片呈請中央領導同誌看看。
兩天後，胡繩告訴我，毛主席和董老[1]都看了照片。他們說：博文女校是“一大”召開期間代表們住的地方，開會地點是在“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家裏。李書城在新中國成立後任農業部部長，胡繩要我找他弄清確實的地址。
我到農業部找到李書城。他說：“那時我家在法租界望誌路106、108號，現在路名和門牌都改了。”
這麼一來，中共“一大”會址得到了證實。
不過，畢竟事關重大，中央又委托李達前往上海，實地看一看。
李達，毛澤東的老朋友，毛澤東總是稱他“鶴鳴兄”——他字永錫，號鶴鳴。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曾和李漢俊共同籌備中共“一大”，他當然比楊淑慧更加熟悉李漢俊的家。解放後，李達擔任湖南大學校長（自1950年2月至1953年元月）。
李達來到上海興業路，步入恒昌福麵坊。他連連點頭說：“是在這裏，漢俊的家是在這裏。”
李漢俊
李達的認可，具有權威性。於是，興業路上那一排石庫門房子，被肯定為中共“一大”會址。
晚年李書城
中共上海市委開始動員恒昌福麵坊搬遷。
“唷，我們住的原來是一塊寶地！”恒昌福麵坊的老板得知內中原委，高高興興答應搬走。
不過，搬遷總要有個過程，搬遷之後還要修繕。這樣，195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30周年大慶時，作為中共誕生地的興業路76號、78號，還掛著恒昌福麵坊的招牌。
1951年9月16日，在上海蒲柏路14號，兩位幹部模樣的人物正在辦理承租私房的手續。這兒是“戴瑞記經租處”——陳老太的賬房所在處。那兩位租房者，是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處的幹部。他們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托，向大房東陳老太租下興業路76號和78號兩幢石庫門房子。
“今日起租？”賬房問。
“今日起租。”幹部答。
“租金42.4折實單位。”
“好，按月照付。”
雙方就這樣談定了租賃條件。所謂“折實單位”是解放初所實行的一種以實物為基礎而以貨幣折算的單位。當時的房租、工資、公債之類都按折實單位計算，為的是不受物價波動的影響。這種製度一直實行到1954年底結束。在起租時，每折實單位約合人民幣舊幣5500多元，即現在人民幣5角5分，亦即月租為人民幣新幣23元左右。
這樣，李漢俊的舊居，被中共上海市委租了下來。
二十來天之後——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發出通知：把興業路上中共“一大”會址、老漁陽裏2號《新青年》編輯部和博文女校，都辟為革命紀念館。為此，成立了管理委員會，由夏衍牽頭擔任主任，委員有惲逸群、陳虞孫、方行、沈之瑜、楊重光。管理委員會負責這三處革命紀念館的修複、整理以及籌備建館工作。
後來，又增加了周而複、葉以群為管理委員會委員。
在這個管理委員會成立後的兩個月——1951年12月18日——興業路上的小菜場被遷往淡水路。
這樣，那排石庫門房子前麵不再嘈雜了。
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購下了興業路上76號、78號——不再是向陳老太租賃了。在管理委員會指導下，對中共“一大”會址進行了初步修繕，屋裏也作了些布置。
葉飛的耳朵尖，他成為中共“一大”會址的第一個參觀者。他當時擔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福建省省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軍區司令員，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他在1952年6月3日來到興業路。那時，中共“一大”會址尚在內部整理之中，從不對外接待。
葉飛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華東局內傳開來了。在“七一”前夕——1952年6月30日——魏文伯、曾希聖、柯慶施光臨興業路，成為那裏的第二批參觀者。
終於，在翌日——1952年7月1日——的上海《解放日報》，首次公開披露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載新聞《上海市革命曆史紀念館經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在同一版上，還發表了楊重光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記上海三個革命曆史紀念館》。
現摘錄楊重光的文章於下：
在上海複興公園北麵興業路、南昌路、太倉路這幾條毗連的路上，有三座在中國革命曆史上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房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地方——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房屋，黨成立後的第一個總部，以及在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毛主席等代表住宿的地方。去年中共上海市委曾派了專人，經過幾個月的勘察和對證，找到了原來的房屋，經過修建恢複了房屋的原狀，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曆史紀念館第一館、第二館和第三館。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1周年的今天，這幾個紀念館的成立，應是極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