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同誌，李漢俊先生家裏，我去過幾次，可是現在我僅有的一點印象影跡皆無了。我記得，當時李家的房子是新造的，前門正對著馬路，路邊一片荒涼，大門對麵是一片菜地，那裏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作坊。可是，眼下的貝勒路兩旁全是房子，已經麵目全非了，昔日的影子沒有了！”
“別著急，慢慢地找。”沈之瑜安慰她道。
博文女校內中共“一大”代表所住的房間
慢慢地、慢慢地踱著，楊淑慧極力搜索著當年殘存的印象。30年前，她曾隨丈夫周佛海去拜訪過李漢俊，也曾給李家送過信件。然而，畢竟已經30年了，天翻地覆，人世滄桑……
行行複行行。當她走到貝勒路與另一條馬路的交叉路口，猛然間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她向路人打聽那條橫馬路的名字。
“這是興業路。”她得到這樣的答複。
興業路？她還是平生頭一回聽見這一路名。她搖搖頭，否定了自己頭腦中閃過的那似曾相識的印象。
看到她迷茫、疲憊的神態，沈之瑜對楊淑慧說道：“我看你有點累了，早點休息吧，改日再找。”
過了數日，楊淑慧忽地來到了沈之瑜的辦公室。她麵含喜色，看得出，有好消息！
果真，有了眉目：原來，這幾天她又獨自到貝勒路細細尋訪，終於證實她那似曾相識的印象是不錯的。
那興業路，是1943年與貝勒路一起改名的。興業路原名望誌路，是在1914年以當時上海法國公董局總工程師望誌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根據《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的規定，廢除了“望誌路”這一路名，改用廣西東南部的興業縣縣名來命名，稱為“興業路”[2]——與興業路平行的另一條馬路，便用廣西東北部的興安縣縣名來命名，叫“興安路”。
在黃陂南路與興業路的交叉口，亦即當年的貝勒路與望誌路的交叉口，楊淑慧對一家橫寫著“恒昌福麵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凝視良久，覺得很像當年李漢俊家。不過，當年的房子是青磚中鑲著紅磚，而如今旁邊卻是白粉牆上麵寫著一個四塊床板那麼大的“醬”字，這是她從未見過的。房前是一個菜攤。在貝勒路上反複逡巡，她唯覺得此處與記憶印象相似。
她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了沈之瑜。
這樣，尋找李漢俊的舊居，總算找到了一點頭緒。但是，印象隻是印象，有待於進一步查證。
於是，沈之瑜前往那裏調查。那裏的居民都說，醬園的董老板是“老土地”，住的時間最長，最熟知那兒的情況。
那家醬園，掛著“萬象源”招牌，老板叫董正昌，賣醬油、酒、醋、鹽之類。聽他娓娓道來，這才廓清30個春秋的變幻：
原來，在1920年夏秋之際，一位姓陳的老太太出資在那裏建造了五幢房子，並成一排。每幢房子一樓一底，獨門出入，黑漆大門，黃銅門環，米色石條門框，門楣上裝飾著礬紅色浮雕，外牆是清水青磚，鑲嵌著紅磚——當時的上海，流行著這種式樣的石庫門民居。石庫門這名字，源於大門四周用石條作為門框，被叫作“石箍門”，後來從“石箍門”演變成“石庫門”。在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民居四分之三是石庫門房子。
石庫門房子脫胎於中國傳統的四合院，隻是由於上海市中心地皮金貴，所以不能像北京四合院那樣有寬大的院子，而且住房也不能是平房。走進石庫門之後，通常是一個小天井，天井後為兩層主樓，主樓中間為客廳，兩側是左右廂房。在客廳之後又有一天井，這個後天井之側通常是灶間以及後門。石庫門往往是成排建造，前後有高牆，與外界隔絕，鬧中取靜，很受居民歡迎。
這一排新建的石庫門房子，坐落在望誌路上，自東向西，門牌分別為100號、102號、104號、106號、108號（後來改為興業路時，門牌改為70號、72號、74號、76號、78號）。
姓陳的老太太建造了這五幢房子，並不是給自己居住，而是出租，坐收租金。租下106號、108號兩幢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李先生把兩幢房子的隔牆打通，變二為一。後來，李先生搬走了。
1924年，董正昌把這五幢房子全部租下。他對這五幢房子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建：把100號、102號、104號改為三樓三底，把104號的天井改成廂房，又把外牆粉成白色，寫上巨大的“醬”字。這樣，那三幢房子成了“萬象源醬園”。他又把106、108號改成二樓二底，把106號天井改成廂房，租給了親戚居住——他成了二房東。
後來，他的親戚在106號開了當鋪。不久，又改開“恒昌福麵坊”，屋裏安裝了搖麵條的機器，生產掛麵，外牆也刷成白色。
如此這般，那一排房子變得麵目全非。難怪楊淑慧來來回回走了好幾趟，這才敢說那兒有點像……
董正昌所說的那位姓李的先生，顯然是李書城——李漢俊的胞兄。
李書城當年的“官兒”不小。他是孫中山的總統府顧問、國務院參議，租下那兩幢房子居住。弟弟李漢俊從日本留學歸來，住在哥哥家中。周佛海的《往矣集》中說中共“一大”是在李漢俊家中召開，亦即在李書城家中召開。李家，也就是後來的恒昌福麵坊——望誌路106、108號——便是中共“一大”會址！
一個重大的曆史之謎，終於初步弄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