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福爾摩斯”出了好點子
時間如東逝的流水。在曆史的長河中，追尋昔日閃光的浪濤，往往頗費周折……
1950年初秋，金風驅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心一條並不喧囂繁華的馬路——黃陂南路——一男一女緩緩而行。那女的東張西望，在尋覓著什麼；那男的跟在她的後邊，總是保持半米的距離。
那女的49歲，一身藍布衣褲，一頭直梳短發，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過的一彎秀眉，那雙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風韻猶存，看得出曾經滄桑，非等閑之輩。
她叫楊淑慧，寫信或寫文章署“周楊淑慧”。她的知名度並不高。不過，那個冠於她的名字之前的“周”——她的丈夫周佛海——卻是個名噪一時的人物。在汪精衛偽政府中，周佛海當過“行政院副院長”（相當於副總理），當過“財政部部長”，當過“上海市市長”，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大漢奸。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病死於監獄之中。
在上海美專讀書時的沈之瑜
那男的34歲，穿一身藍色幹部服。他在出門前脫下了軍裝，摘掉了胸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標牌。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視眼鏡，舉止斯文，倒是一派知識分子風度。
他姓沈，名之瑜。雖然他的子女也姓沈，但其實他原姓茹，名誌成。他的胞妹茹誌鵑後來成了中國的知名作家。
他本是畫家劉海粟的門徒，1935年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37年畢業後，他留在這所美術學校當助教。戰爭的烽火，燒掉了他的畫家之夢。1940年，他離開日軍鐵蹄下的上海，來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縣，在那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茹誌成改名沈之瑜——因為茹是中國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名換姓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牽連。不久，這位畫家進入蘇中抗日根據地，在那裏當起參謀、文工團團長來。此後，他在陳毅將軍統帥之下，進軍大上海。解放初，他是上海軍事管製委員會文藝處幹部。
沈之瑜與小妹茹誌鵑（1975年12月上海）
沈之瑜跟楊淑慧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如今，他與她怎有閑工夫徜徉在黃陂南路上？
事情得從幾天前的一個電話說起……
“你馬上到建設大樓來一下。”沈之瑜接到了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的電話。
姚溱其人，曾以筆名“秦上校”、“丁靜”、“薩利根”活躍於解放前的報刊，尤以軍事述評為世矚目。外界以為“秦上校”必定是一員武將，其實他乃一介書生。他18歲加入中共。1946年，25歲的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負責文教宣傳工作。解放後，他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從1959年起，姚溱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66年7月23日逝世。
沈之瑜奉命趕往位於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設大樓[1]。解放後，此處成為中共上海市委的辦公大樓，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腦人物陳毅等都在那裏辦公。那時，隻要一說去建設大樓，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當沈之瑜一身軍裝跨入姚溱辦公室，姚溱當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幹部楊重光找來，三個人一起開了個小會。
“交給你們兩位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姚溱用蘇北口音很嚴肅地說出了這句話。
沈之瑜的目光注視著姚溱，急切地想知道這項不尋常的政治任務究竟是什麼。
“是這樣的……”姚溱頓時成了“秦上校”，向他倆以命令式的口吻下達任務：“這項任務是陳毅同誌提議，經市委討論同意的——尋找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因為我們黨是在上海誕生的，明年7月1日是建黨30周年紀念日。作為中共上海市委，尋找黨的誕生地是自己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
沈之瑜一聽，顯得十分興奮。他是個老上海，對上海熟門熟路。他問姚溱：“有線索嗎？”
“聽說是在法租界開的會。”姚溱答道。
“法租界大著呢！”沈之瑜雙眉緊鎖，“洋涇浜以南，城隍廟以北，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長長的淮海路橫貫法租界。那時淮海路叫霞飛路，是以法國將軍霞飛的名字命名的。這麼大的範圍，怎麼找法？”
年輕時的揚帆
“你別著急，我給你一把‘鑰匙’！”姚溱笑了起來，“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同誌跟我說過，他把周佛海的老婆從監獄中放出來，她能幫助你們尋找！”[2]
“周佛海的老婆怎麼會知道中共‘一大’在哪裏開的？”沈之瑜感到頗為奇怪。
“因為周佛海當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說出其中的緣由。
沈之瑜一聽，打心底裏佩服公安局長揚帆的“神通”。
揚帆也經過一番改名換姓。他本名石蘊華，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從事地下工作。後來，他在新四軍軍部擔任副軍長項英的秘書，從事保衛工作。那封以項英的名義發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藍萍（即江青）不宜與主席結婚”的電報，便是揚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衛工作，使揚帆變得精明、幹練。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留神種種信息。
揚帆手下，有一員經曆不凡的公安驍將，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裏，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時半，周佛海之子降生於日本鹿兒島（據楊淑慧回憶說是“民國十年”，顯然她記錯了）。當時，25歲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學，與楊淑慧同居，生下了兒子。周佛海給兒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後來，周佛海名聲沸揚，關於他的家庭的種種報道也見諸報章雜誌，周幼海之名也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