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一天，當沈之瑜剛在軍管會辦公室坐定，大門口警衛室便打來電話，說是一位姓楊的女人求見。
“哦，她來了！”沈之瑜一邊朝大門口疾步走去，一邊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紹說：“我是楊淑慧。市公安局揚局長要我來找您。”她的話不緊不慢，每一個字都講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隊裏說慣了“同誌”的沈之瑜，這時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稱呼：“周太太！”
“沈同誌。”在辦公室坐定之後，楊淑慧徐徐說道，“李漢俊先生的家，我去過幾次，印象不很深了。不過，當年陳獨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我在那裏住過，記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個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應道，“陳獨秀的家在哪裏？”
“我記得，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2號。”楊淑慧一口氣說了出來。
“環龍路，也就是現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對上海的馬路十分熟悉。
沈之瑜後來擔任上海博物館館長
那時，除了一定級別的首長之外，一般工作人員外出沒有小轎車，也沒有吉普車。沈之瑜、楊重光和楊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著。
頭一回出師告捷，因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當年的模樣。南昌路47號原是一所法國學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楊淑慧一眼就認出來——老漁陽裏正是在它對麵，如今的南昌路100弄。弄堂裏，一排排石庫門房子，猶如從同一個模子裏澆出來的。這樣的房子，都是一樓一底，一個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牆，牆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門。一幢房子，大約有七八十平方米，給一家人家住正好——獨門出入，與鄰無幹。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建造了這樣的石庫門房子。
楊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2號。她對沈之瑜和楊重光說：“1921年，在召開中共‘一大’的時候，陳獨秀不在上海，而在廣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住在這座樓的樓上。開會期間，李達和夫人王會悟也住在這裏。[10]我和周佛海結婚以後，也曾經住過這裏的亭子間，所以印象很深。”
楊淑慧麵對這幢熟悉的房子，勾起心中無限往事。此時，她仿佛進入當年的情境，帶著沈之瑜、楊重光繞著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說員一般說道：“這房子兩上兩下。從大門一進來是客堂間——陳獨秀的會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堂間裏掛著一塊小黑板，上麵寫著‘會客談話以15分鍾為限’。客堂間裏還有一隻皮麵靠背搖椅，陳獨秀常常坐在這隻搖椅上。”
楊淑慧領著沈之瑜、楊重光步入屋內，又指著客堂後、廚房前那狹長的過道小天井，說道：“這裏原先有一個水泥的水鬥，上麵有個自來水龍頭，平常是用來洗拖把的。有時，我們用木塞塞住水鬥的出水口，放滿了水，用來浸西瓜……”
楊淑慧滔滔不絕地說起當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這裏確實是《新青年》編輯部所在地，陳獨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後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這一革命遺址，沈之瑜和楊重光頗為興奮。
看見楊淑慧已經有點累乏，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過幾天再找‘一大’會址。”
於是，沈之瑜跟楊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負責尋找貝勒路上李漢俊家，楊重光則去尋找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來了個兵分兩路，雙管齊下。
[1]仲甫，即陳獨秀。
[2]公博，即陳公博。
[3]即何叔衡。
[4]包惠僧是否作為湖北代表出席會議，說法不一。
[5]即王盡美和鄧恩銘。
[6]共產主義青年團。
[7]馬令，現通譯為馬林。
[8]吳庭斯基，應為尼科爾斯基。
[9]有關貝勒路的沿革史料，係上海市地名辦公室劉方鼎及上海盧灣區地名辦公室陳法清向筆者提供。
[10]據王會悟回憶，她與李達在1920年下半年於此舉行婚禮後，一直住到中共“一大”召開。
“恒昌福麵坊”原來是塊寶地
博文女校是當年毛澤東、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的地方，但這所學校早在1932年便從上海灘消失了。
不過，雖然早已關門，但尋找一所學校的舊址，畢竟要比尋找當年李漢俊家要容易一些。
楊重光派出沈子丞前往上海市教育局，翻閱解放前的上海中小學注冊簿。總算順利，博文女校記錄在案：“博文女校創辦於1917年，董事長黃宗漢[1]，校長黃紹蘭……”
該校曾三度遷址：最初在貝勒路，後來遷至蒲石路（今長樂路），1920年時遷入白爾路（後改名蒲柏路，今名太倉路）。
據此線索，楊重光前往太倉路尋訪老居民。雖然路名更換、門牌變動，在老居民的協助下，還是找到了一幢鑲嵌著紅磚的青磚二層樓房——這便是毛澤東、周佛海等當年下榻之處。
棘手的是尋找李漢俊的住處——中共“一大”會址。沈之瑜約了楊淑慧，沿著貝勒路慢慢地走著、走著，誠如本書開頭所寫及的那樣……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楊淑慧的雙眉緊蹙著。她有點為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