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風雲變幻，地上人事也變化莫測。周佛海從中共黨員成為中共叛逆，以至成了汪精衛的漢奸同黨，由紅變黑，他的兒子卻走上革命之路，於1946年經田雲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從事地下工作，成為揚帆麾下的一員戰將。解放後，揚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周之友成為他手下一名副科長。
當陳老總提出要在上海尋找中共“一大”會址時，揚帆不愧為紅色的“福爾摩斯”，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楊淑慧——她是一把“鑰匙”！
周之友還向揚帆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父親周佛海寫過《往矣集》一書，其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時的情形！”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前右）雖然後來墮落為漢奸，他的兒子周幼海（後左）卻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幀“全家福”中的周佛海夫人楊淑慧（前左），在解放初曾經協助沈之瑜找到中共“一大”會址
隻是此“案”不屬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範疇，揚帆便把“鑰匙”以及線索都交給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
聽姚溱如此這般一說，沈之瑜和楊重光心中有了底……
[1]本書初版寫為“海格大樓”。1998年9月7日，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多年的丁景唐先生打電話告訴筆者，此大樓應為“建設大樓”。
[2]這是1989年9月4日下午本書作者訪問沈之瑜時他所回憶的姚溱原話。本書作者於翌日又向上海市公安局老幹部牟國璋查詢，據他講，楊淑慧當時並未在上海市監獄關押，但上海市公安局知道她住在哪裏。
《往矣集》記述了如煙往事
從建設大樓裏出來，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圖書館。
隨著周佛海身敗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介紹信，這才在一堆封存的書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的是“俱往矣”，這本1942年1月由上海平報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還曾由另幾家出版社印過不同版本），記述著周佛海如煙往事。此人擅長文筆，曾不斷把往事凝固在鉛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腳印。
沈之瑜迅速翻過周佛海那篇記述童年的《苦學記》，目光滯留在他回憶加入中共經過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文中，有這麼一段，詳細寫及他1921年7月從日本來滬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經過，並提及了開會的地點：
接著上海同誌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黨務發展得真快，不單是我們去年計劃的上海、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立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當時陳炯明在粵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1]去粵，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廣東代表是公博[2]，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3]，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4]，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5]。丁默村雖然不是代表，卻是C.Y.[6]的活動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麵，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隻有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令[7]來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夥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令和吳庭斯基[8]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這一段記述中，提出兩個地點：
代表的住宿地是“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開會的所在是“貝勒路李漢俊家”。
這麼一來，尋覓的範圍一下子從偌大的法租界，縮小到貝勒路及其附近。
不過，這縮小了的範圍仍不小。貝勒路北起延安東路，南至徐家彙路，馬路兩側有兩千多座房子，何況李漢俊於1927年12月17日在漢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往矣集》以及作者周佛海照片
貝勒路處於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貝勒的名字給這條馬路命名。那時，貝勒路是一條荒僻的路，路邊稀稀拉拉地立著幾十幢低矮的平房，馬路南段兩側是一大片農田。1943年1月9日，汪偽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與日本駐華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簽署了《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從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銷了租界，貝勒路也隨之改名，以湖北省黃陂縣（現武漢市黃陂區）縣名命名，改稱“黃陂南路”——援用上海路名慣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馬路，以縣、市名命名東西走向的馬路。因省名有限，用於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馬路尚嫌不足，所以，貝勒路雖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縣名命名。[9]
沈之瑜在花了一個夜晚的時間讀畢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後，便急於見到周佛海之妻，以便著手尋覓中共“一大”會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