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同為天台玉泉一係的僧人，讚寧法師卻在編撰《宋高僧傳》時，將玉泉恒景列入《義解篇》，將荊州玄奘列入《讀誦篇》，可見二人修行方式的異同。楚金國師一生沒有著作傳世，而以專誦《法華》聞名，這與荊州玄奘法師的“自五十載中，日誦七遍”的行道方式極其相似，並且，楚金持誦《法華》的種種靈驗，與玄奘的“嚐因淨室焚香，感天人來傾聽”的事跡也頗為類同。
在方廣鋁先生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輯中，收錄了《佛說金剛經纂》的一部疑經，其中提到了“西京龍興寺玄奘法師於西國來大唐國來，有十二月禮佛日，每月隻在一日”一說。現代學者普遍認為，大唐玄奘三藏法師從印度取經歸來之時，尚未建造西京龍興寺，由此判定“西京龍興寺玄奘法師”乃是後人所托，《玄奘法師十二月禮佛日》一文是出自民間信仰的產物。
又據《佛光大辭典》介紹：“唐神龍元年（705），中宗即位，稱天下中興，乃敕令於諸州置中興寺、觀。景龍元年（707）改為龍興寺。開元二十六年（738），複敕於諸郡設開元、龍興二寺。國祭大典時，即於龍興寺舉行宗教儀式，成為地方長官參加國家宗教行事之場所，具有誇耀中央政府威德之作用。日本國分寺之創立，即仿效此製。”
看來，“西京龍興寺”是在唐中宗景龍元年由原來的“西京中興寺”更名而成。同時，景龍元年也正是荊州白馬寺玄奘法師應詔入京之時。所以，“西京龍興寺玄奘法師”一說，並非是空穴來風，《玄奘法師十二月禮佛日》應該是荊州玄奘法師所作。而後人在創作《佛說金剛經纂》時，誤將西京龍興寺玄奘法師理解成玄奘三藏法師。正如讚寧法師在《宋高僧傳·恒景傳》末後的注釋所言：“江陵玄奘與三藏法師，形影相接，相去幾何。然其名同實異，亦猶藺相如得強秦之所畏，馬相如令揚雄之追慕。然則各有所長短，亦可見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中宗李顯在景龍元年（707）設立龍興寺舉行國祭大典，同時召集地方大德入京弘法，天台宗玉泉一係的荊州玄奘法師隨即應詔住持西京龍興寺，時年九歲的楚金也在此時、此地落發出家，並依止玄奘法師習學天台教法近三年。玄奘法師的言傳身教，對楚金日後的行道方式與教法主張起到了關鍵的影響。
三、楚金國師的教行主張
與天台本宗有別，玉泉係統的教法有著自己的特色。如前章所述，智者大師的天台教法在荊州玉泉寺集其大成，玉泉一係則將其完全繼承下來，雖然智者在東歸以後口授過《觀心論》，但是玉泉寺的僧人也不乏列席聽講者，如玉泉法盛等人。所以說，玉泉一支亦屬於天台正宗。而且，智者大師在玉泉寺曾專門傳講過律儀，繼而參考玉泉恒景、過海鑒真等人的行狀來看，律教並重也係玉泉一支的門風。再者，玉泉一支和天台一支對於自宗的傳承說法也有著細微的差別，玉泉尊禮慧思，天台則高抬智者。讀者若想對此有更加細致的了解，可參閱徐文明的《天台宗玉泉一派的傳承》，本文茲不具言。
據岑勳《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稱，楚金教示門人“以定慧為文質，以戒忍為剛柔”，這正是玉泉係統的特色。天台宗提倡“止觀並重”的教法，智者在他的著作裏也重點闡述了“定慧二法。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的概念。楚金除了高舉“定慧雙修”的旗幟，同時也著重強調了“戒忍互用”的理念。“戒、定、慧”三學雖為次第，卻不可偏廢，而忍辱為六度之一，能除嗔恚，生清淨心，故修定慧的同時還須修忍辱。“定惹雙行，則文質彬彬；戒忍互用，則剛柔調和”的主張正是楚金對天台宗“止觀並重”教法的進一步發揮。
“摒棄宗派之別，提倡一乘教法”是玉泉係統的另一特色，正是這一原因，玉泉一係才能培養出像過海鑒真、南嶽懷讓、彌陀承遠等等的律宗、禪宗或是淨土宗的祖師。楚金也將這一特色繼承下來，如岑勳《碑》言：
同行禪師，抱玉、飛錫，襲衡台之秘躅，傳止觀之精義，或名高帝選，或行密眾師，共宏開示之宗，盡契圓常之理。
楚金曾集合四十九名大德共行“法華三昧”，抱玉和飛錫兩位法師位列其中。從上文看，抱玉和飛錫與楚金一樣同屬於天台宗僧，而據《釋門正統》中所載二人傳記講述，飛錫曾參加過不空三藏的譯場，也曾撰寫過有關淨土法門的《念佛三昧寶王論》，抱玉也以密行神異而聞名於世，可見楚金一係的僧眾不僅弘揚天台，同時還兼習其他宗派的法門。楚金本人雖專弘天台，卻也能夠包容其他，並與眾師“共宏開示之宗，盡契圓常之理”，這是十分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