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八，諸子為道書謬。法琳仔細檢閱《三洞經書目錄》與《玄都經目》，羅列兩書中存在的謬誤之處，並指出道士所列二千零四十卷的道經中，有八百八十四卷為雜集《漢書·藝文誌》中諸子書目，並妄自加以注釋而成。對此，法琳強烈駁斥道：
何者指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言道事？又複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咒厭，並得為道書者？其《連山》，《歸藏》、《周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陰符》、《陰陽書》、《五姓宅圖》、《七十二葬書》等，亦得為道書乎？
第十一，曆代相承篇。此一篇中，法琳從九個方麵對道教從佛教中引進或是受到啟發而仿立的天神、節日、法器、儀式、經義進行了抨擊。這九個方麵分別是：
其一，道家無金剛密跡師子。法琳廣引史籍以及道家《曹氏太一戒經》、《道家玄妙內篇》、《大真科九天生神章》等二十八部經典，說明道士改佛教“金剛”為“天岡”的故實，並印證後代所謂“天罡神”本名“天岡”。
其二，釋老形服異。舉古來通儒以氣為道，無別道神的觀點說明唐代道士別立‘道神老子’之像以跟佛像立異是錯誤的。
其三，道家節日。引道家《金錄》、《玉錄》、《黃錄》等齋儀和《洞神》、《自然》等八齋法中隻有上元節（正月五日）、中元節（七月五日）和下元節（十月五日）的記載，證明唐代道士借鑒佛教盂蘭盆節，別立七月十五日一節為無據。
其四，道家鍾幡不同。將道家齋儀以及《諸天內音》、《明真科》等經典與佛家《仁王經》、《藥師經》等經典相比較，證明打鍾懸幡是佛教行法，而道家則有剽竊佛家的嫌疑。
其五，器名不同。依佛教經律證明澡罐、咒願、唱供等儀軌以及檀越、優婆夷等名相都是出於佛典，而道家亦有，則是引用而來。
其六，不合行城。依據《太子瑞應經》等佛典來證明“行城”是佛教行法。
其七，依法朝拜。論證佛教中“僧不拜俗”規矩的由來，指出道士與僧人有別，應當依本師之法朝拜君王。
其八，請立經目。為防止道教繼續偽造經典或者剽竊佛經，請朝廷令大德、名僧、儒生、道士以及宰輔朝臣，詳檢內外經史，刊定是非，定立道經目錄，令慕道之侶得以依宗楷學。
其九，玄都東華非觀。以“天子所居日都宮，諸侯所居日宅第，止客日館，集賢日觀”的觀點來論證“太玄”其實是都城，“東華”其實為皇宮，而將其稱之為道觀則不合理。
第十二，歸心有地篇。引天監三年（504）梁武帝蕭衍《舍道勅文》以及天監四年邵陵王蕭綸《舍老子受菩薩戒啟》兩篇文章，以證明佛教的教義是“歸心之地”，與道教的“道為氣本”
是截然不同的。如《梁武皇帝舍道敕文》中言：
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眾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
在本論的末尾還附錄了法琳法師為敦請唐初名相杜如晦做“弘護檀越”，並希望他能夠提供藏書以重修《辯正論》的書信，稱為《與尚書右仆射蔡國公書》。
唐初的佛道論衡，可以說是從傅奕的上疏排佛為始，以武德七年高祖所設三教論衡為高潮，最終卻以法琳法師《辯正論》的問世而告終。後來雖有太子中舍人辛謂與沙門慧淨等人的問答，論鋒已趨平和，影響範圍也非常有限。
法琳法師曾對唐太宗說：“琳所著正論，爰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事實也正是如此，法琳在《辯正論》中所引論據均從史籍與經典中來，不僅明確地印證了論點，更使得反佛者毫無回辯的餘地，就連太宗本人也是心悅誠服。事實上，從貞觀十四年（640）法琳獲罪遭刑之後，唐太宗雖然繼續著“道先佛後”的宗教政策，但也著實為佛教的弘傳提供了很大幫助。
正如現代佛教著名學者郭元興教授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中所言：“《辯正論》的製作和它所起的影響，可以說是開啟了唐代佛法昌隆的光芒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