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琳引申《漢書·藝文誌》所言，進一步指出，儒、道二流隻是歸納於“九流”之中，然而佛教教義曠達廣被，不僅囊括九流，更是直達眾生的煩惱生死之源。法琳還仿《漢書·藝文誌》判別九流的做法，將佛教判為“九篆”：真詮、權旨、戒品、禪門、咒術、論部、注解、章疏、傳記。所謂“真詮”，即是佛經“十二部”中“方廣”的中心，盡將世間真理統歸其中，比如《華嚴》、《涅槃》、《法華》、《般若》等經；“權旨”即是佛陀為教化眾生的方便之說，比如“十二部”中的“譬喻、本事、本生”以及《阿含》等經；“戒品”則是佛教徒立身處事、求證菩提的軌範，比如天竺流行的《五部律》、中國傳習的《四部律》等；“禪門”是佛教戒、定、慧三學的修心之紀，可以啟發人們的智慧：“咒術”可以消除眾生的罪業，達到摧邪立正的作用；“論部”則是佛教徒解讀經文的作品，有助於綜合、係統地了解佛法義理與修行次第，比如《發智》、《婆沙》、《成實》、《毗曇》等小乘論典，以及《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大乘論典；“注解”是針對經典原文，隻加注釋，不做引申，比如道生、僧肇的《淨名維摩詰經注》等；“章疏”則有舉網提綱、拾遺補闕的作用，比如道憑、僧敷的《大品注》，覺愛、寶亮的《涅槃疏》等；“傳記”是對佛教曆史人物詳盡的敘述，比如慧皎的《高僧傳》等等。法琳的這種判教，隻是針對“九流”而作，並未將佛教義理進行係統的剖析，所以對於後人研究判教學說的影響不大。但是，若將其用在此處，與儒、道二教相比，則盡顯佛教義理的博大精深。
文中，法琳敘述了《般若經》的護國功德，指出佛教教義對於維護國家秩序的功能，以及國君弘揚佛法的效益；並且還將儒家“五常”與佛教“三歸、五戒、十善、六齋”的功德進行比較，指出學習佛法、奉承教義與儒家禮教並無違背，足可以“立身輔化、匡國保家”；進而辯證道教所依據的經典多為三張（張淩、張仿、張魯）以下之作，指出道經中所敘仙界結構是仿自“周官秦漢之製”；又假設“儒生”與“通人”、“開士”之間的辯論和問答，指出《道德經》與佛法的異同，並提出“易有六十四卦，道止當謙一卦”，應判道教歸於儒流。
第二，《十代奉佛篇》。如果能讓佛教在中國得以廣泛的傳播，自然離不開統治階級的支持，然而往往會有道士以“崇佛於帝主無益”的觀點來抨擊佛教，以擴大道教的發展空間。傅奕曾作《高識傳》，集魏、晉以來駁斥佛教者的言論事跡，列舉了排佛人物共二十五人，製造“身負治道的王臣既多排佛，則佛教豈有益治道”的邏輯。此一篇中，法琳借“儒生”與“開士”之間的問答，列舉了晉、宋、齊、梁、陳、元魏、高齊、周、隋、唐十代敬信佛法的帝王將相、三公宰輔、學士通儒等建寺、度僧、譯經、得福的事跡數百例，以駁斥佛法無益說，遠遠超過了傅奕《高識傳》中列舉的數量。《十代奉佛篇》所舉人物，有晉代帝王十人，信士、通儒、王公、宰輔等六十餘人；宋代帝王三人，信士等十餘人；齊代帝王三人，信士等五人；梁代帝王五人，信士等三十餘人；陳代帝王三人，信士等二十餘人；元魏帝王十二人，信士等五十餘人；高齊帝王三人，信士等十餘人：周代帝王五人，信士等三十餘人；隋代帝王二人，信士等三十餘人。除此之外，文中還詳細記載了各個朝代寺院、僧尼、譯經的數量，以及貞觀四年之前唐高祖與唐太宗二人的弘佛事跡，為後人了解各個時期佛教概貌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法琳所引用的這些史料，主要是通過參考杜如晦的藏書而來，不僅被道宣的《釋迦方誌》和道世的《法苑珠林》所轉載，而且也被後世的許多佛教史籍所征引。由於有關這些曆史故實的書籍已經大部分佚失，使得《十代奉佛篇》對於後人研究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價值，足可與《洛陽伽藍記》媲美。
文中還收錄了法琳的《寶星陀羅尼經序》和《般若燈論序》，記載了貞觀三年三月至貞觀四年四月，梵僧波頻三藏於大興善寺翻譯佛經十卷十三品，並由慧乘證義，玄謨譯語，慧明、法琳執筆審校的史實。同時還收錄了法琳於武德元年仲春月上呈的《太極殿行道設千僧齋頌》和貞觀四年上呈的《皇帝繡像頌》。這些記載對於我們了解法琳的事跡，提供了重要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