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誌·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雲：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史錄》曰：商太宰瓠問於孔子曰：“孰為聖人乎？”孔子對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顯而易見，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駁論手法具有強烈的說理性，法琳也將其嫻熟地運用出來。類似以上的論據，在《破邪論》中比比皆是，本文無須贅述。為方便大家參考，現將法琳所引有關儒、道教經典與漢魏史籍羅列出來：
《道士法輪經》、《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誌》、《老子升玄經》、《張道陵別傳》、《老子西升經》、《智慧觀身大戒經》、《靈寶消魔安誌經》、《老子大權菩薩經》、《靈寶法輪經》、《仙人請問眾聖難經》、《仙公起居注》、《仙公請問上品經》、《智慧大戒上品經》、《升玄內教經》、《太上靈寶洞玄真一勸誡法輪妙經》、《內典天地經》、《清淨法行經》、《周書異記》、《魏書》、《史錄》、《後漢書》、《後漢郊祀記》、《周氏玄通記》、《吳書》、《侍中傅毅漢法王異記》、《竹書》、《汲塚書》、《漢法本內傳》，《道德經》、《莊子》以及儒家的《四書五經》和《漢書·藝文誌》所記載的諸家學說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琳所引用的這些文獻之中，有一部分被後人視為偽書。比如《周書異記》、《清淨法行經》等便是佛教徒針對西晉道士王浮偽造《老子化胡經》進行反攻的偽作；《道士法輪經》、《智慧觀身大戒經》、《靈寶法輪經》等又係道士攀附佛教教義的作品。這些經典都可以說是佛道相爭相融的產物。
早在南朝時期，道士顧歡曾作《夷夏論》，辯論佛道二教的高下優劣。論文中雖言“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卻仍然明顯偏袒道教，認為佛教是夷狄之法，不能與中國本土的道教相比。此論一出，佛教界的學者如司徒袁粲、謝鎮、朱昭、釋僧紹、釋慧通、釋僧湣等皆撰文駁斥，掀起了一場關於佛道二教“夷夏之辯”的熱潮，影響範圍甚廣。由此看來，“夷夏之辯”由來已久，並且是三教論爭的重點之一。再到唐初，傅奕舊事重提，在其主張排佛的表文中說到：
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麵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
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也。
未有佛法已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佛來漢地，有損無益。
趙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時僧光反，況今僧尼二十萬眾，旱須廢省。
由此看來，傅奕對佛教的憎恨，已經到了破口大罵的程度，對於上述言論，法琳則引用了大量的曆史典故將其駁斥得體無完膚，現將原文白話，簡略敘述如下：
如果說生於西方的佛陀是人麵獸心、貪逆惡種、妖魅邪氣的話，那麼在《史記·曆帝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書中所記載的庖犧氏伏羲蛇身人首，大庭氏炎帝人身牛頭、女媧氏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麵又怎麼解釋呢？而且夏禹出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如果說蠻夷之地不出聖人的話，這兩位先賢又怎麼解釋呢？簡狄吞燕卵而生契，伯禹剖母胸而出生，伊尹托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這些人雖然出生在僻陋的地方，形貌鄙粗，但是都能夠各禦天威、俱懷聖德，為什麼非要以出生地來評論是非呢？就連道家所尊崇的老子不也是托牧母而生下凡間的嗎？所以說，決不能以出身的優劣來評價聖人，如果非要說生在羌胡、出自戎虜的都是惡人，那麼太昊伏羲，文命夏禹皆非聖人，老子與文王也不足為敬了。
如果說漢地在佛法未來之前，人民淳和，世無纂逆的話，那麼《史記》、《尚書》與《淮南子》等書記載的上古之時的戰爭又是怎麼回事呢？黃帝時，蚩尤作亂天下；顓頊時，討伐三苗族人於左洞庭：堯帝時，洪水滔天，黎民百姓饑餓難耐；大禹時，三苗部落不修德政，禹遂起兵滅之；夏桀昏君，修政不仁，商湯滅夏曆經二十七戰；紂王被妲己迷惑，濫刑無辜，武王伐紂，屍橫遍野……按傅奕所說，那個時候佛法沒有傳來，社會應該是清平的，為何世世代代興師動戈，沒有停歇呢？由此看來，傅奕之言是極其荒謬的。
傅奕說過，寺廟與僧人多了，必然會有叛亂的事情發生，比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僧人皆是反叛之徒，如果我們把崔鴻所寫的《十六國春秋》從前到後翻看一遍的話，會發現並沒有上述這些人的記載，不知傅奕之言出自哪部史籍？如果是憑空捏造的話，那麼傅奕的上疏實有誑惑君王的嫌疑，希望史官能夠勘查一下，還我們佛教一個清白，《後漢書》記載了曾經叛亂的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赤眉等十數群賊眾，都是俗人，與佛門釋子並無關係，為什麼沒有提及呢？並且《後漢書》與《魏誌》都記載了道士張魯、張角舉道教旗幟，假托神言，賊害天下，犯上作亂的事跡，那時並沒有一個僧人，唯有道士，為什麼不拿出來說一說呢？漢魏以來，德高望重的名僧比比皆是，對國家也做出了許多貢獻，而傅奕隻是宣揚惡劣的事情，專門討論別人的短處，豈是君子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