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傅奕的排佛論與法琳的《破邪論》
關於反佛論者傅奕的傳記，《新唐書》列傳第三十二與《舊唐書》列傳第二十九皆有其本傳。《廣弘明集》與《法苑珠林》中也曾有記載，但所載籍貫卻有出入。正史稱他為相州鄴人（今河南安陽），《廣弘明集》卷七稱他為北地泥陽人（今甘肅寧縣），《法苑珠林》卷七十九稱他為太原人。一般學者以正史記載為準。正史中對於傅奕在“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之前的事跡沒有提及，這一點，在《廣弘明集》中卻記載頗豐：
傅奕，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魏入代，齊平入周，仕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為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諒反，遷於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
北周武帝字文邕於建德三年（574）五月，下詔廢除佛、道二教，發動了中國曆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是年六月，武帝又下詔立通道觀，選任佛、道、儒三教名流充當學士，作為研究三教哲理的機構，企圖使“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跡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建德六年（577）正月，武帝滅北齊，同時把北齊境內的僧侶、道士及有關宗教人士均充作通道觀學士，時年二十三歲的傅奕也加入了通道觀學士的行列。
隋朝建立之初，文帝在大興城（即長安）左右兩街設立了大興善寺與玄都觀。玄都觀建成之後，便將周代的通道觀遷徙過去，此時的傅奕又隨之進入了玄都觀。在多年的學習研究過程中，傅奕一直對道教經典情有獨鍾，尤其精通於天文曆算。隋開皇十三年（593），傅奕與中山李播一起申請當道士，獲得了朝廷的允許。然而傅奕誌非出家，心中卻一直構想著政治仕途，在當了四年道士之後，突然還俗，出仕漢王諒，擔任了儀曹一職。而據唐代杜佑撰《通典·職官五》記載，隋文帝時並無“儀曹”名，煬帝時才改禮部員外郎為儀曹郎，所以說，傅奕雖然出仕於漢王諒，卻沒有擔任一項正式的職務。
隋煬帝即位後，漢王諒隨即舉兵起事，兵敗後被幽禁而死，部下受其牽連則被誅殺。因傅奕沒有附和漢王諒的謀反，則免去了死刑，遷徙扶風。李淵此時為扶風郡太守，對傅奕頗加禮遇，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待到李淵建立大唐，便任命傅奕為太史丞，不久又晉升為太史令。傅奕終於等到了表達自己政治主張的機會，不僅屢屢上呈的天象秘奏甚合上意，親自製定的“漏刻新法”也在武德三年（620）獲準旌行。
武德四年，傅奕上疏《請廢佛法表》，掀起了唐初批判佛教的運動。高祖李淵接到上疏之後，頒發了《問出家損益詔》以征求沙門的意見。此時居於濟法寺的法琳法師上疏回答了詔問，並頻謁朝堂，最終也沒有得到答複。總持寺的普應法師親自前往“秘書太史局”要求同傅奕公開論戰，卻被斥為“禿丁妖語”，不予理睬。普應隻好退回去撰寫《破邪論》兩卷，以駁斥傅奕之說。許多佛教學者也紛紛撰書以回應傅奕的上奏，比如綿州振響寺明□法師的《決對傅奕廢佛法僧事》、前扶溝令李師政的《內德論》和《正邪論》等。法琳備覽諸文，仔細研讀，覺得這些文章都是“各疏佛理，具引梵文”，然而作為批駁依據的佛教經論，正是傅奕所攻擊的對象，未免顯得蒼白無力。所以法琳征求大家的意見，說：“經教弈之所廢，豈得引廢證成？雖欲破邪歸正，未遣邪原。今案孔老二教師敬佛文，就彼宗承，斥其虛謬。”眾人均認為他的建議非常正確。於是，法琳依據儒、道二教中“敬佛為師”的文獻，執筆撰寫了大概八千餘字的《破邪論》一卷。
有關傅奕排佛論的背景以及法琳《破邪論》的成因，日本學者礪波護在其著作《隋唐佛教文化》第二章中有詳細的描述，唐初其他佛教人士對於反佛論的辯斥，也可見於一些學者的相關論著中。本文更不多言，僅對傅奕的排佛論以及法琳法師的辯證向大家簡略介紹一下。
傅奕於武德四年的上疏，原文已佚。其序言部分在法琳法師的《破邪論》與道宣法師的《廣弘明集》卷十一中收錄大概，題為《太史令朝散大夫臣傅奕上減省寺塔廢僧尼事十有一條》，正文部分也可在《廣弘明集》卷七《敘列代王臣滯惑解下·唐傅奕》條與明□法師的《決對傅奕廢佛法僧事》一文中了解大致。清代在編修《全唐文》時，將傅奕上疏的序言與正文從釋典中簡略整理出來，收錄於第一百三十三卷，題為《請廢佛法表》。綜合上述文獻，我們可知傅奕上疏的大意：
臣傅奕聽聞，上古中國的明君，教化黎民采納老子的遺風，施行政治符合孔子的教誨，雖然聖賢有先後，但是道德不別，朝代有更迭，治術卻相同，在那樣的社會裏，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國君有難，敢於殉命以顯忠；父母有病，能夠終身以侍奉，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太平盛世呢？實乃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的緣故，自漢明帝夜夢金人，胡佛傳入中土以後，華夏文明受到了染汙，擾亂了民眾的視聽，士紳們以翻受禿丁的邪門戒律為榮耀，儒生們也以談論妖胡的浪言囈語為風氣，壯麗的伽藍，勞役工匠；金銀的佛像，耗盡國蓄。這樣的剝削民財，消耗國貯，朝廷貴臣卻仍然執迷不悟，實在令人痛心，伏願陛下將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還歸鄉，令其服役課稅，臣傅奕誠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