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文字是現存史料中最早對於太和宮地理環境的詳實描述。其文辭俊秀，氣勢如虹。在法琳眼裏，太和宮所在地“帶川接隴、奇石嶙峋、岩鬆撥日、澗竹捎雲”，頗具王者氣魄，暗合了高祖李淵能在此“四皓養德，三秦作固”之地建造離宮的心願。而太宗李世民能為父舍宮建寺，並使“大眾所資、有司供給”，又讓這個奇峻之地增加了“和氣吉祥、氛氳瀾漫”的意境。文中也提到了龍田寺寺名的由來，即“為太武皇帝舍而為寺，既增利見，因日龍田”是也。
據唐初長安弘福寺僧彥琮法師撰寫的《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記載：
貞現元年，文帝舍大和宮，奉為高祖置龍田寺。既而山泉勝美，棲心是寄，而法師雅好美之，乃徙居焉。
又唐玄宗開元時期智升法師所撰《開元釋教錄·法琳傳》雲：
貞觀初，文帝舍終南山太和舊宮，置龍田寺，後卻為翠微宮，即今翠微寺。
根據以上兩段文字，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李世民將太和宮廢為龍田寺，是打著為父親李淵祈福的名義。然而此時李淵剛剛退位，太和宮建成也僅有兩年的時間，且“太和”之名，本意與道教攀親，若輕易地將其完全舍為佛寺，而後又將寺院改為行宮，這樣反複的行為對於以“英明豁達”而名留青史的唐太宗來說，似乎稍顯不妥。筆者在唐代僧人道宣法師撰寫的《續高僧傳·法琳傳》中找到了答案，得以消除疑慮：
貞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舊宅，置龍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眾所推美，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
此文提到了“太和宮舊宅”一說，由此可知，李世民並非把太和宮完全舍之，而是將自己曾經居住過的太和宮內的“秦王宮”舍為龍田寺。
關於龍田寺建立的原因，筆者認為，除了“為太上皇祈福”之外，它亦應是唐初佛道二教之間鬥爭、融合的產物。
曆史上的中國宗教，是佛教、儒教、道教兼容並蓄、取長補短的局麵，三教論衡的場景也曾出現過多次。唐朝建立之初，與高祖李淵私交頗深的傅奕被擢升為太史令，這位“還俗道士”同時也是一位頑固的反佛論者。武德四年（621），傅奕上疏高祖請求廢佛，李淵開始準備采納，結果遭到了眾多大臣的抵製，於是頒發了《問出家損益詔》征求沙門的意見。以法琳法師為首的眾多佛教僧俗信士，紛紛著書立說，倡言佛教興國利民的種種益處。法琳將其著作《破邪論》分別呈與當時的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並撰寫了《上殿下破邪論啟》和《上奉秦王論啟》，請求他們的幫助。在聽取了兩位皇子對法琳《破邪論》的稱讚後，李淵最終將傅奕的上奏置之不論，廢佛之事暫時擱置下來。
然而傅奕並未死心，武德七年再次上疏請求廢佛，這次反佛風波又在宰相蕭瑀等多位大臣的強烈反對中平息下來。從武德四年開始至武德九年，傅奕先後七次上疏奏求廢佛，最終，武德九年五月，高祖下詔沙汰僧、尼、道士、女冠，“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
傅奕恰恰沒有想到，他屢次的上疏廢佛，終於招致唐高祖的反感，所下詔令不僅沙汰僧尼和佛寺，連道士、女冠、道觀也在其中。可是，在《舊唐書·高祖紀》裏麵，對於此事的記載附錄有“事竟不行”四字。原來，在此詔令頒發之後，還未真正執行之際，就發生了玄武門之變。兵變當日，高祖大赦天下，同時撤銷了沙汰僧尼、道士、女冠的詔令。據《資治通鑒》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六月庚申）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仍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
據說，太史令傅奕在玄武門之變爆發的前一天，曾向高祖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有天下。”高祖接到密奏後，轉交給了秦王，於是秦王李世民立即發動了兵變。據日本學者礪波護所著《隋唐佛教文化》：
對於排佛論者傅奕而言，皇太子李建成認為佛教優於儒教和道教，若他不久後即位，就會是個嚴重的威脅，因此傅奕大膽下賭，促使秦王下決心除掉皇太子，獲得成功，傅奕所希望的應該隻是解除對道教的沙汰，沒想到政治是無情的，不怕輿論責難而用強殺害長兄皇太子的李世民，以及他身邊的人認為，一並撤銷淘汰佛教的政策，是拉攏人心的上上策。
李世民在登基後的第二年，即以“為高祖祈福”的名義，將自己在太和宮的舊宅舍為龍田寺，並由在唐初第一次佛道之爭中具有突出貢獻的法琳法師為寺主，繼而“詔斷屠殺，每歲以三月六日皆蔬素，凡昔日征討行陣之處，必置佛寺”。這些舉動的用意便是向世人宣稱自己異於高祖的宗教政策，也不失為一個鞏固政權、拉攏人心的上上策。然而，李世民畢竟曾弑兄篡位，其一係列的崇佛政策又與高祖的行為大相徑庭，對此，他亦有妙計用來掩飾自己目無尊長、棄毀忠孝的嫌疑。據長安西明寺僧道世法師所撰《法苑珠林》卷一百記載：
（唐太宗）又為太武皇帝，於終南山造龍田寺，並送武帝（唐高祖）等身像六軀，永充供養，又為穆太後造弘福寺，寺成之後，帝親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