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欲出世”的所謂“去欲”，是要去掉損己害人、危害社會的貪得無厭的欲望，而並非“禁欲”。那些對己對人對社會都有益的願望、理想當然不在去除之列，佛教講“信、願、行”，講“不度盡眾生，決不成佛”，這樣的“欲望”，這樣的誌向，這樣的願景，是不能缺失的，不僅不能去除，而且還應該鼓勵和加以保護，所謂的“出世”，並非要離開人間世界，不食人間煙火，不與他人、不與社會接觸，也不是要把希望寄托於遙遠的來世，試想，果真離開了人間世界，遠離了教化對象，那末，如來設教還有什麼實際意義、積極意義？所以，所謂的出世，隻是說要擺脫貪嗔癡帶來的煩惱，出離被貪嗔癡汙染的環境，氛圍和精神世界，簡單說，是要戒貪、杜嗔、絕癡。可見，“去欲出世”與“去惡從善”、“轉染成淨”是同義語，也就是說，它們的意思是相同的、一致的。切不可浮光掠影、一知半解地去理解“去欲出世”的意涵，乃至於以之為口實去反對或貶抑佛教。
“自度度他”，這是佛教信徒的神聖使命和任務，如前所述，釋尊立教的著眼點是整個社會，並且從自己覺悟成佛的那天開始，就身體力行去實踐教化社會的職責，最先是傳法給自己的五個弟子，然後逐步擴大，後繼者更是推而廣之，最終使佛教成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所以，“自度度他”從立教之始就成了大小乘所有信徒的一項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使命和任務，隻不過是小乘偏重“自度”，即自我解脫，而大乘則更強調“度他”，即教化社會，如此罷了，無疑，自度是先決條件，度他才是最終目的。
關於“人間佛教”的命題，這是近代高僧太虛大師首先提出的，不過，人間佛教的行法早在釋尊立教時就確定下來了。無論是從立教的著眼點來看，還是從去惡從善、去欲出世、轉染成淨、證性成佛的時段看，抑或是從教化眾生、教化社會的使命和任務看，顯然都是在人世間進行的事情，所謂“人間佛教”，所說的就是修行在現世，成佛在現世，法益在當下，利益眾生，利益社會，利益當代、利益將來，顯然，把握人間佛教的方向，實現人間佛教的大願，關鍵在於“修行在現世”，“成佛在現世”，什麼叫成佛？佛者，覺悟也，佛非偶像，佛非唯一，佛是一種境界，一個目標，一個標準，眾生隻要親近“善知識”，研習經律論“三藏”，按戒定慧“三學”潛心修行，便可覺悟人生“真諦”，即透徹地了解、明白貪嗔癡乃人生、人世全部煩惱、痛苦、災難、禍害、邪惡之總根源，從而抵製它、遠離它、杜絕它，回歸到本來清淨、自在的心源、精神境界，亦即所謂的證性成佛，也叫證菩提，入涅槃，將這個過程簡單化，就是前麵所引述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心”，如上所述，無論是作為自證者還是教化者，其先決的條件是自己必先有信、願，然後付諸行動，包括尋訪善知識，讀經研論，精進修行，行善積德，不斷地充實自己，提高自己，在自證中或證悟後，與四眾交流修行的感受、經驗和教訓，宣傳、弘揚佛教的精髓，並進而擴而大之，利益整個社會。“人問佛教”是釋迦立教的宗旨，是佛教存在的基礎、發展方向，偏離不得。
道宣律師說過，“道以人弘，教以文明”。案頭這本書稿的作者是一位年青的釋子，入道不久，遊學路長，涉獵頗廣，既用心於釋教曆史，又流連於宗派宏旨，並能用之於行，形諸於文，還有誌於三尺講台，如此的刻苦好學，誌在弘法的信願行，著實令人刮目。無疑，像本書作者這樣的年青釋子決非少數，或者早已“下自成蹊”，但不管怎麼說，作者身上所反映出來的這種風氣、風尚，是值得肯定、讚揚、鼓勵和提倡的，道理很清楚，佛教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心”教義以及其它精髓，是要靠“人弘”、“文明”的，因此需要許許多多具有高素質的僧才，陝西佛教、長安佛教曾經有過其驕人的“黃金時代”，那時的長安，不僅名寺大刹多，而且兼通儒釋道內外學，堪稱鴻爪、巨擘的高僧也多，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條件、基礎，長安才成了自南北朝以降至於唐代數百年間佛教弘傳的中心，寺院是弘法的立足點、根據地，而講經說法則是寺院的生命特征即生氣活力的表現，當然也就是續佛慧命的根本所在，而教中的棟梁便是那些德學兼優的善知識和高僧大德。陝西佛教、長安佛教富有講經說法的傳統，至今仍然存在許多名寺古刹，具備繼承傳統、開盛世新風的條件和基礎，其前景應該是美好的。
因為心中有所期許，觸事感物，說了這許多，就算是愚者的心曲吧。
陳景富
庚寅歲四月二十五日於無說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