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民居，根據墓葬出土的畫像石、畫像磚、明器陶屋和各處文獻記載，其規模較小的宅舍平麵為方形或長方形。屋門開在房屋一麵的當中，或偏在一旁。房屋的構造除少數用承重牆結構外，大多數采用木構架結構。牆壁用夯土築造。窗的形式有方形、橫長方形、圓形多種。房屋多采用懸山式頂或囤頂。有的宅舍規模稍大，無論平麵是一字形還是曲尺形，是平房還是樓房，都以牆垣構成一個院落。也有三合式與日字形平麵的宅舍。後者有前後兩個院落，而中央一排房屋較高大，正中有樓高起，其餘次要房屋都比較矮，構成主次分明的外觀。此外，明器中還有塢堡，是東漢地方豪強割據在房屋上的反映。
規模更大的宅舍，其布局分為左右兩部分。右側有門、堂，是宅舍的主要部分，左側是附屬房屋。右側外部有裝置柵欄的大門，門內又分為前後兩個庭院，繞以木構的回廊，後院一般多為麵闊三間的單簷房屋，往往用插在柱內的鬥拱承托前簷，即為晉左思《吳都賦》所記載的“雕欒鏤，青鎖丹楹”，即曲木開，指曲木共，這種結構做法一直流傳於後來的民居中。梁多是抬梁式結構。左側一般也分為前後二院，都各有回廊環繞。院內多盛植花木。這種宅舍，一般多為當時官宦、鄉紳和富商的宅舍。
貴族的大型宅第，外有正門，屋頂中央高，兩側低，其旁設小門，便於出入。大門內又有中門，它和正門都可通行車馬。門旁還有附屬房間可以居留賓客，稱為門廡。院內以前堂為其主要房屋。堂後以牆、門分隔內外，門內有居住的房屋，但也有在前堂之後再建飲食歌樂的後堂的。這種布局是自春秋時代的前堂後室擴展而成。除了這些主要房屋以外，還有車房、馬廄、廚房、庫房以及奴婢的住處等附屬房屋。
在民居藝術方麵，從石闕、石祠、磚石墓室、明器、畫像磚石和銅器等方麵，大致可以看出當時豪華和一般房屋的形象。中國建築所特有的鬥拱，從西周初期到戰國時代，在若幹銅器的裝飾圖案中可證明柱上已有櫨鬥。到了漢朝，鬥拱不僅見於西漢文獻，還見於東漢的石闕、崖墓和明器、畫像磚的建築中。這時的鬥拱既用於承托屋簷，也用於承托平坐。它的結構功能是多方麵的，同時也是房屋形象的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
東漢房屋的細部處理，台基表麵主要在夯土台的外側用磚或磚石混合的方法麵，台基上的房屋各間麵闊大致相等，但也有的明間較寬。間的數目有奇數也有偶數，如祠廟中有以柱分為雙開間的。柱的形狀有八角形、圓形、方形和長方形四種。八角柱的柱礎形狀如倒置的櫨鬥，柱身短而肥，具有顯著的收分，其上置櫨鬥，而墓表與崖墓中的柱，有在柱身表麵刻束竹紋和凹槽紋的。如山東沂南古畫像石墓的八角柱和山東安丘漢墓的八角柱及柱礎。房屋轉角處往往每麵各用方柱一個，各承受一方麵的梁架，這是後代房屋所少見的。據朱鮪祠雕刻所示，這時梁架已使用叉手。
在裝飾方麵，已發現戰國時代的瓦當有20餘種不同的花紋。其中有用文字作裝飾圖案的，其他裝飾文樣的圖案都相當秀麗，線條也趨於流暢。這種傾向到漢朝更為顯著。漢朝房屋所用的花紋題材大量增加，大致可分為人物文樣、幾何文樣、植物文樣和動物文樣四種。人物文樣包括曆史事跡、神話和社會生活等；幾何文樣有繩紋、齒紋、三角紋、菱形紋、波形紋等；植物文樣的卷草、蓮花較普遍，如山東嘉祥武氏祠的繩紋、卷草紋和沂南石墓石刻的垂幛紋和齒形紋；動物文樣有龍、鳳、蟠螭等。這些文樣以彩繪與雕、鑄等方式應用於地磚、梁、柱、鬥拱、門窗、牆壁、天花板和屋頂等處。雕刻手法也較豐富：石馬、石虎等是先雕出簡單生動的圓雕輪廓，再以淺浮雕和線刻表現細部；野人抱熊等雕刻中，把形象輪廓四周鑿去一圈，形成斜麵，造成浮雕效果，和後代的“壓地隱起”的手法近似。在一般石墓雕刻中，有的隻在光滑表麵上留出所表現的形象，其餘空隙部分鑿低一層，或鑿成幾何形粗糙紋路，以增強襯地的效果；也有把上述兩種手法結合使用，在留出的形象上再加線刻、壓地隱起等手法。
色彩方麵，繼承春秋戰國以來的傳統加以發展，如柱塗丹色；鬥拱、天花施彩繪；牆壁界以青紫或繪有壁畫；官署則用黃色；雕花的地磚和屋頂瓦件等也因材施色。總之，漢朝的房屋已經綜合運用繪畫、雕刻、文字等做各種構件的裝飾，達到結構與裝飾的有機結合，成為以後中國傳統民居的傳統手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