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兩歲多——1893年2月，便隨母去台灣，先住台南，後遷台東。胡適那麼小就去台灣，是因為他的父親在台灣做官。胡適之父胡傳（1841~1895），字鐵花，1892年從江蘇調任台灣營務處總巡，後來出任台東知州，相當於台東縣長。1895年2月，因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胡適隨母離台灣回上海。父親胡鐵花留在台灣抗日，於8月不得不離開台灣，因心力交瘁病逝於廈門。當時胡適母親才23歲，胡適隻4歲。後來為了紀念胡適父親胡鐵花，台東的一條馬路被命名為胡鐵花路。
胡適有濃厚的“北大情結”：
1918年，27歲的胡適開始在北京大學任教，翌年成為“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大將。1932年，41歲的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1947年，56歲的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前已述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兵臨城下的時候，胡適於1949年1月14日匆忙離開北平，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北京大學。但是胡適始終懷念著北京大學。陳列室裏收藏了胡適68歲（1959年）的生日錄像，他在致辭中追憶了在北京大學度過的歲月，既興奮又沉重。確實，他的人生輝煌歲月在北京大學度過，而在思念時卻又再也無法回到那裏。
在胡適的種種照片中，有一張照片引起我的濃厚興趣：那是1957年冬初，唐德剛先生攜帶一台笨重的錄音機，首次在美國對胡適進行錄音采訪。
就錄音技術而言，1877年美國發明大王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是人類曆史上最早的機械式錄音機。1935年美國馬文·卡姆拉斯和德國弗裏奧默發明了磁帶錄音機，是錄音技術的一場革命。1964年菲利浦公司試製成功“攜帶式磁帶錄音機”，這才使錄音機可以用於采訪。但是唐德剛居然在1957年就開始使用當時還是非常罕見的錄音機。當時的錄音機使用的是像電影膠片那樣寬的大盤的錄音磁帶，所以相當笨重。但是唐德剛有著很強的“錄音意識”，即便當時的錄音機那樣笨重，他在第一次采訪胡適的時候，就開始用錄音機現場錄音。對於研究“口述曆史”的曆史而言，這張照片應當說是早期錄音采訪的珍貴照片。我試圖請管理人員允許我翻拍這一張，無奈管理人員堅持館內不得攝影的條文而不肯通融。那位小姐說，需要通過網上申請，說明用途，經過胡適紀念館同意，才能獲得這一照片電子版。
我特別注意陳列室中“熱眼旁觀”展區，副標題是“胡適對‘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回應”。
“胡適思想批判運動”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報》發表李希凡、藍翎的文章《評〈紅樓夢研究〉》。同日，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上作了五條批注，其中第四條是“這就是胡適哲學的相對主義即實用主義。”緊接著，10月16日，毛澤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說：“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這封信在《人民日報》以“編者按”形式發表之後，中國大陸掀起了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高潮。
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聯合成立“胡適思想批判委員會”，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邵荃麟、尹達9人組成。“胡適思想批判”分為9個專題進行：
一、胡適的哲學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實用主義），召集人艾思奇
二、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召集人侯外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