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應欽的兩則舊聞引起我的注意
我在台北尋訪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前“行政院院長”何應欽的故居，最初是因兩條舊聞引起的。
其中之一，2011年當我“泡”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時，從1987年10月26日出版的台灣《新新聞》周刊上，讀到關於何應欽將軍去世的詳細報道《何應欽的兩個遺憾》。文章寫及，“四星上將何應欽已於（1987年）10月21日病逝，享年99歲（引者注：指虛齡）”。在國民黨的“黨國元老”之中，何應欽能夠在台灣活到將近百歲，可算是最長壽的了（除了在美國去世的活了106歲的宋美齡）。
另一個，是從2002年7月5日台灣《聯合報》上讀到報道《何應欽台北故居將成為明日的曆史影像》。報道稱，何應欽位於台北的故居，昨天公開招標，最後以6.26億元新台幣的價格賣出。何應欽故居位於台北市牯嶺街61號，麵積762.6坪（引者注：1坪為3.3平方米），底價定在42857億元新台幣。該處地產吸引了七家建設公司投標，最後由元大建設公司得標。據悉，元大建設公司計劃將該處改建為高價住宅後出售。
我還從2002年7月20日的台灣《中國時報》看到後續報道《台北何應欽故居改建，“留一筆”曆史記憶》。報道寫及，在開發商元大建設的慨然開門迎賓下，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昨日午後會同元大建設副總經理黃仁勇、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陳存恭、農委會林試所研究員金恒鑣、台北科技大學建築係助理教授張昆振及南福裏長楊信治等人進入深鎖已久的故居內會勘。不過，由於主建物已經殘破到無法補救的地步，拆除重建勢在必行，龍應台與專家學者一致的意見是在新建的大樓裏留下一筆曆史記載，以匾額的方式記錄這一段重要過去，她認為從台北史、台灣史的角度去看，不論黨派，這段曆史都是走過的痕跡；這理念也獲得建商的支持與允諾。
報道說，獲業者允諾，未來規劃中留一筆曆史記載，並盡可能保存其人文風貌。龍應台感謝業者樹立良好典範，也呼籲更多的開發商在經手類似的房地產時，能多保留其曆史記憶。
何應欽故居未予保留，原因有三：
其一，何應欽故居前身，據稱是日本“三菱商事”駐台最高負責人的住宅。台灣光複時，被收歸公有，後來成為何應欽官邸，其產權並不屬何應欽；
其二，何應欽故居原是木結構日式別墅，如報道所言已經“殘破到無法補救的地步”；
其三，何應欽故居處在台北鬧市，地皮價錢不菲，是房地產商爭奪的焦點，不像閻錫山故居在台北遠郊菁山荒野之中。
當我讀到這些舊聞時，已經事隔9年，那裏已經改建成了高級住宅，我還是決定前去走訪，看看那裏究竟如何“留一筆曆史記載”。
“元大欽品”這“欽”字
報道把何應欽故居所在地寫得很清楚，即“台北市牯嶺街61號”。
牯嶺街這地名，我很熟悉，因為江西廬山上最熱鬧的一條商業街，就叫牯嶺街。由於處於山上，被人們譽為“天上的街市”。不言而喻，台北的牯嶺街的街名，是從江西廬山“拷貝”過去的。
台北的牯嶺街處於市中心，最初叫龍口街，那裏鄰近“總統府”（亦即日本統治台灣時的總督府），屬於黃金地段。據說清朝的時候，就打算在這裏建造“官舍”，亦即官員住宅。這批“官舍”尚未動工，日本占領了台灣，在這裏建造了一批日式別墅，供“高等日本人”居住。當時，這條街從龍口街改名“佐久間町”——以台灣的第五任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名字來命名。佐久間左馬太的別墅就在這條街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後，這裏改名牯嶺街，因為廬山曾經是蔣介石的“夏都”，他在炎夏躲到“清涼世界”廬山上辦公，常在那裏的牯嶺街主持會議。以“蔣介石”取代“日本總督”命名這條街，意味著這條街“光複”。
在牯嶺街與福州街的交叉口，有一幢日式別墅，在日本統治時期是台北帝國大學校長的官邸。光複之後則成了台灣大學校長官邸，傅斯年當台灣大學校長時，就住在那裏，晚上常一人到寧波西街小吃攤吃宵夜；胡適回台灣初期，也曾住在那裏，直到“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宿舍建成之後，才遷到南港。
台灣光複的時候，大批日本人被遣送回國，由於攜回的物品有數量限製，許多日本人就把書、報、雜誌、碑帖、家具、字畫在牯嶺街兜售，後來台北人也把舊書、舊報拿到這裏出售，於是牯嶺街逐漸成為台北舊書攤集中之處。到1960年頂峰時期，牯嶺街有四五十家舊書攤、十家舊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