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涵碧樓貴賓館遭祝融之災，所幸隻燒毀部分建築，涵碧樓進行了修繕。
日本投降之後，蔣介石來到台灣。蔣介石非常喜歡日月潭，遊日月潭必住涵碧樓。1949年，蔣介石下令翻新、改建涵碧樓。從此，涵碧樓成為蔣介石的行館。
日月潭旅遊局告訴我，涵碧樓有一個專門的紀念館，收藏蔣介石在涵碧樓的史料。於是，我趕緊回到涵碧樓，希望能夠參觀這個紀念館。我前往涵碧樓總台，這才得知，這個紀念館如今由於乏人問津，已經空關多年。總台小姐笑道，難得還有像先生這樣的人，會對蔣介石仍感興趣！
於是，總台小姐派人打開塵封已久的紀念館，讓我參觀。
一進紀念館，迎麵便見到蔣介石、蔣經國在涵碧樓的大幅照片。
蔣介石在台灣有十個行宮，他最喜歡的行宮便是涵碧樓。紀念館裏按照當年的原樣，複原蔣介石在涵碧樓的辦公室。據說，內中的桌椅都是原物，清一色紅木家具。那紅木太師椅上，鋪著大紅繡金緞墊。
蔣介石剛剛從大陸敗退台灣，便在涵碧樓進行“反思”，召集國民黨高層人士，商議如何整頓、改造國民黨。
蔣經國在1949年12月30日日記上寫道：
“上午，父親在涵碧樓召集陳立夫、黃少穀、穀正綱、陶希聖、鄭彥棻等先生，討論本黨的改造問題。父親準備重新改造黨，決定改造方針。”
蔣經國在日記上又寫及：
“下午，父親仍在涵碧樓與本黨同誌繼續討論黨的改造問題。父親認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黨過去之錯誤，徹底改正作風與領導方式……父親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來改造本黨，無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達成反共複國之使命。”
陳立夫在他的回憶錄《成敗之鑒》中，也提到日月潭（涵碧樓）：
“政府遷台後，在生聚教訓中，有一次在日月潭我向總裁建議說：‘從本黨曆史看來，每次挫敗後，急應把黨政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黨未辦好及一切缺失，最好把責任推給我兩兄弟，將來改造後，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參加，庶幾總裁可以重整旗鼓。’”
過去，人們流傳“蔣家天下陳家黨”這句話，足見陳果夫、陳立夫權重一時。陳果夫更有“國民黨教父”之稱。陳立夫在涵碧樓變得如此“謙虛”，是由於他已經意識到蔣介石要把陳氏兄弟作為敗北大陸的替罪羊。
從此，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被蔣介石驅逐出國民黨決策圈，陳果夫隱居台中，而陳立夫被放逐海外，到美國新澤西州湖木鎮養雞！
1953年，蔣介石在涵碧樓會見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雷福德將軍，商談“反攻大陸”的計劃。蔣介石曾經倡議，把涵碧樓作為指揮要塞，把涵碧樓附近、台灣中部港口、機場作為基地，“先取閩浙”，足見蔣介石對涵碧樓的看重。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蔣介石當局尚與諸多國家保持“邦交”，蔣介石曾經在涵碧樓會見過美國副總統安格紐、伊朗國王巴勒維、日本首相岸信介及吉田茂、泰皇普美篷、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等。蔣介石還安排他們在涵碧樓住宿。
在紀念館，我見到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涵碧樓過聖誕節的照片。不過，從照片上見到的當年的涵碧樓，跟今日涵碧樓相差甚遠。
我也見到蔣介石和宋美齡在涵碧樓以及日月潭畔的照片。
還有兩張照片，拍的是蔣介石的背影。他坐在涵碧樓前，麵對日月潭畔陷入沉思，攝影師選擇了從背後拍攝，為的是能夠展現日月潭的波光。據說，每逢發生重大事件，或者要作出重大決策，蔣介石總喜歡離開車馬喧喧的台北，來到涵碧樓靜靜地呆上幾天以至半個月。那兩張在日月潭邊沉思的照片，也許正是蔣介石思索重大決策的寫照。
紀念館裏的檔案透露，1958年8月23日，當毛澤東下令炮轟金門的時候，已經預感到海峽兩岸局勢緊張的蔣介石，正住在涵碧樓思索對策。當金門急報傳到涵碧樓，蔣介石在涵碧樓緊急召開高層會議，商量對策。
我的眼睛忽然一亮，因為在紀念館裏見到一個熟悉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名字——曹聚仁！筆者在香港認識曹聚仁之子曹景行，他曾任香港《亞洲周刊》副總編輯、《明報》主筆；筆者也認識曹聚仁之女曹雷，她是上海的電影演員。
曹聚仁，通常被稱為“香港作家”，其實他集作家、記者、學者於一身，1900年6月26日出生於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早年在上海創辦《濤聲》、《芒種》等雜誌，1950年隻身赴港從事自由寫作，從此定居香港。1972年7月23日因癌症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