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涵碧樓紀念館的《風雲際會涵碧樓——兩岸關係濫觴地》說明詞中，見到這麼一行字：
“民國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7月，蔣公親點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來在頤和園與曹見麵，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隻要政權統一，其他問題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構想。”
曹聚仁作為一位香港作家，非國又非共，他向來宣稱“我是一個絕對不帶政治色彩，也不夾雜政黨利害關係的記者”。他怎麼會被蔣介石“親點”作為國共和談密使前往北京，而且到了北京，又馬上受到周恩來的接見？
原來，曹聚仁與國共雙方高層都有過非同尋常的友情，而他能夠被國共雙方高層所看重，恰恰正是在於他非國又非共，誠如他自稱，“我這個人嘛，國共兩黨中，隻要是榜上有名的人，我都認識。”
曹聚仁能夠被蔣介石“親點”，是因為曹聚仁與蔣經國交誼深厚。那是在抗日烽火燃燒的1938年春，曹聚仁作為中央社的特派戰地記者，在南昌采訪了當時任江西保安處少將副處長的蔣經國，發表了題為《一個政治新人》的關於蔣經國的報道。一年之後，蔣經國擔任江西第四行政區（贛南）督察專員，在那裏實行新政，曹聚仁也在贛州定居，與蔣經國有了更多的接觸。1941年，曹聚仁應蔣經國之邀，主編專員公署的機關報《新贛南報》。曹聚仁接手之後，改名為《正氣日報》，從此與蔣經國交往甚密，還兼任蔣經國的家庭教師。蔣經國曾說過：“知我者，曹公也。”曹聚仁寫了關於蔣經國的傳記《蔣經國論》一書，在當時江西的《前線日報》連載……關於曹聚仁擔當海峽兩岸和談密使，早有所聞。國共雙方究竟誰先選中了曹聚仁充當密使，涵碧樓紀念館所說“蔣公親點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表明是蔣介石首先點將曹聚仁。
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在人大一屆三中會議上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代表政府正式表示：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開始這種商談。
不久，曹聚仁便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團”隨行記者的名義從香港前往北京。由於他擔負非同尋常的使命，7月16日，周恩來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陳毅、邵力子、張治中出席作陪。
曹聚仁直截了當地問周恩來：“你關於和平解放台灣的談話究竟有多少實際價值？”
周恩來答道：“‘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麵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黨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隻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來這一段話，首次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作”。
聽了周恩來的話，曹聚仁頗有感觸地說道：
“國共合作，則和氣致祥；國共分裂，則戾氣致禍。”
曹聚仁用他的筆，向海外轉達了周恩來發出的這一重要信息。他在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發表了《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總理會見記》。海外報紙迅即紛紛轉載此文。
我在涵碧樓紀念館又見到這麼一段說明詞：
“民國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曹聚仁，毛對蔣的態度，已從蔑視轉向容忍，並承認他在中國現代史上的作用，並有‘準備和自己的政敵握手’的想法。”
當時，毛澤東推遲了與印尼總統蘇加諾會見的時間，在中南海接見曹聚仁。
關於毛澤東的談話，曹聚仁不便馬上公開加以報道。一年之後，他才在《北行小語》中加以透露。他寫道：
因為毛氏懂得辯證法。世間的最強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說：“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莫柔於水，至堅強者莫之能勝。”從這一角度看去，毛澤東從蔑視蔣介石的角度轉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們可以容許蔣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認蔣介石在現代中國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滅的功績的。在黨的仇恨情緒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經冷靜下來，準備和自己的政敵握手，這是中國曆史又一重大轉變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後，他立即將他在大陸和中共領導人接觸的詳細情況轉告了台灣方麵。
此後，1957年，曹聚仁再次肩負台灣當局的秘密使命，前往中國大陸，在蔣介石的故鄉以及廬山蔣介石故居“美廬”拍攝了諸多照片，轉給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