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生物不一樣，機構本身並不是目的，也不能僅靠世代延續種屬的行動來獲得成功。機構是一個社會器官，能否對外部環境有所貢獻才是它自己必須履行的義務。但是，當機構變得越大而且取得更大成就時，其內部的事務就會越來越多地占用管理者的興趣、精力和能力，從而將他與外部世界逐漸隔離開來，使他失去對外部世界的有效性。
在今天，這種危險正隨著電腦和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而日益加深。
作為一種機械，電腦隻能處理能夠數字化的資料，盡管它的工作完成得如此迅速、準確而精密。它可以將迄今為止所能得到的大量的數字化信息處理出來。但是，一個人卻隻能將機構內正在進行的情況基本上數字化，例如成本、產品、醫院中病人數字統計、訓練報告等情況。而有關的外部事務是很少能夠以數字化的形式加以利用的，當我們對它們加以數字化的時候，再對它們作出反應就已經是太遲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搜集與外界事務有關的信息的能力落在了電腦的技術能力之後了。因為如果我們隻是擔心這一點，那我們隻須增加統計的努力就可以了。
實際上，電腦本身自然也會極大地幫助我們克服這種機械上的限製。倒不如說，問題是外部世界的重要和有關的事務常常是屬質量方麵而不能數字化的。它們還不能算是“事實”。作為一件事實，它畢竟是已經確定了的，已經被分了類的，尤其是已經被賦予一定關係的。必須先有概念才能夠數字化。必須從無數混亂的現象中抽象出能夠定名和最後能計算的明確概念。
導致許許多多畸形嬰兒出生的“太利多邁”悲劇正是這種情況的事例。在歐洲大陸，當醫生具有足夠的統計資料以了解到畸形嬰兒的出生數字比正常要高的時候(這數字是如此之大，說明其中必定有特別的而且是新的成因)，災難已經發生了。
福特公司艾德舍爾型汽車事件同樣給我們上了相類似的一課。在這種型號汽車投入市場之前，公司收集了可能得到的一切數字。所有的數字都指出，這種汽車正是市場所需要的。而質量上的變化，即美國顧客購買汽車從量入為出到憑愛好購買這一情況的變化，卻不是統計研究所能夠顯示出來的。在這種變化被數字統計捕獲的時候，卻為時已晚——這種型號汽車已投放市場並且遭到了慘敗。
外界真正重要的不是趨勢。重要的是趨勢中的各種因素的轉變。這些轉變最後決定了機構和它的各種努力的成功和失敗。這些轉變必須被覺察到，它們是不能計算、定義和分類的。分類仍然會產生預期數值——正像他們為艾德舍爾型汽車所做的那樣。但數值不再與實際情況相適應。
電腦是一部邏輯機器，這是它的力量，但也是它的限製。外界的重要事件是不能以電腦(或任何其他邏輯係統)所能處理的那種形式作出報告的。但是作為人，當他不是特別具有邏輯性時他還是可以覺察得到的，這正是人的力量所在。
危險的是，管理者會變得對那些不能簡化成邏輯和電腦語言的信息和刺激不屑一顧。管理者可能對覺察到的每一事件變得視而不見，而隻在事件發生之後獲知既成事實。於是，大量的電腦信息反而可能阻礙了他們對外界現實的接近。
電腦這個潛在的最有用的管理工具最終必定會使管理者覺察到自己被隔離的狀況並且從這種狀況中解放出來，轉而對了解外部世界多花時間。但是，在短期內卻還會是個“電腦病”。而且對迷信它的人來說還將是一種嚴重的疾病。
電腦隻是使原有的條件變得明確。管理者必然要在機構內生活和工作，除非他們自覺努力地去觀察外部世界，否則他的目光將囿於內部範圍而看不到外部世界。
管理者不能改變上述四種現實情況。而這四種情況，又是管理者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條件。因此，他必須設想，除非他作出特別的努力使自己成為有成效的，否則他就會成為沒有成效的管理者。
增強有效性，很可能是我們希望提高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成就和滿足的惟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