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毛奇齡《經問》已據《漢書·藝文誌》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又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以作《樂記》，以證該書原出戰國。其後汪中撰《周官徵文》，也舉出《周官》成於先秦時的六條證據。除上引竇公所獻者外，尚有《逸周書·職方》、《大戴禮記·朝士篇》、《劄記。燕義》、《內則》、《詩·生民》傳等所引《周官》各官職文。王國維又補充了《禮記·玉藻》所引《春官·占人》職文。有這些證據，知《周官》為春秋戰國時已有之書無疑。
戰國時，儒家如孟子、荀子均未提及該書，兩人所談許多製度亦與該書有異。如孟子的井田與《周官》溝洫製不同；荀子的《王製篇》所舉官名與《周官》亦有別；兩人都主張關市不征，與《周官》之苛斂尤不同。可知此非儒家之書。《周官》的六官取天、地、春、夏、秋、冬為名，雖是受了《管子》的影響，但它不配成五官而為六官，應是在戰國五行說盛行之前，仍循周世六卿成規。
《周禮》中各個官職的職掌，有不少出於戰國製度，最主要的有：其一，春官祭五帝、祭天、地、日、月之禮。其二，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其三，天、地、夏、秋四官都要在正月公布法律；法家所製的什伍相連坐見於地官；作內政寄軍令亦見於地官及夏官。其四，江永指出地官載師及司稼已非八家同井之法；又地官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與《漢書·地理誌》愛田下孟康所雲“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同；地官遂人的溝洫之製亦為開阡陌後之事，又授田“餘夫亦如之”，不再依春秋以前宗法製財產由長子繼承之製，餘夫(庶子)與長兄所得一樣，亦即商鞅之法，等等。其他屬於戰國之製者尚多。
大致可以這樣認定，《周禮》隻是一部官製彙編，成於春秋時代。後來給每一官職填寫職掌時，除錄存了春秋資料外，還錄進了很多戰國資料，所以全書的補充寫定當在戰國時期。雖然後來還有極小部分漢代資料摻雜進去，如九服之製、昊天上帝高於五帝之製、南北郊之製、五嶽之製等等，但不影響這部書原是先秦舊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