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一部曆史文獻彙編。又稱《書》。“尚”的意義是上古,“書”的意義是書寫在竹帛上的曆史記載,所以“尚書”就是“上古的史書”。主要記載商、周兩代統治者的一些講話記錄。有關商代的幾篇流傳到周代,或受周人語言文字的影響,或由周代宋國史官加工潤飾。另四篇所謂虞夏的書,除《甘誓》素材可能傳自夏代,曆商到周才寫定外,《堯典》、《皋陶謨》、《禹貢》均為春秋戰國時代根據部分往古材料再加工所編成。

《墨子·貴義》說周公每天要讀100篇《書》,可知周初這類曆史文獻還不少,但到春秋戰國時期所存已不多。從當時引用的情況來看,《左傳》有50多處,所引篇名為18篇;《墨子》達22篇,綜計當時各家所引,除泛稱《書》者外,所見篇名合計逾40餘篇。其中30餘篇為現存《尚書》中所無;而傳到漢代的28篇中,先秦未見引者也有14篇。當時還出現《夏書》、《商書》、《周書》等名稱,可能已按王朝作了彙編。不過還沒有“虞書”一詞,《左傳》文公十八年出現過一次,顧炎武《日知錄》已辨其非。又無“尚書”一詞,《墨子·明鬼下》曾出現一次,王念孫《讀書雜誌》已校訂為“尚者”之誤。《尚書》書名為漢代今文家所定。

儒家的課程原有“詩、書、禮、樂”四項,禮、樂為講堂外經常排練的實習課,講堂上的課本隻有《詩》、《書》,所以《商君書》和秦始皇的詔令中所嚴禁的也是這兩種。到孟子、荀子時加上《春秋》,到《禮記·經解》中又加上《易》。《莊子》中後出的《天下篇》亦舉此六種,《天運篇》並有“六經”之名。由於古時無法將樂調寫成樂譜傳下來,所以到漢代就隻有《詩》、《書》、《禮》、《易》、《春秋》五種,合稱為“五經”。《尚書》也成了儒家宣揚二帝(堯、舜)三王(夏、商、周)聖道的《書經》。

漢代的這部經書,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裏,躲過秦的焚禁(見焚書坑儒)和楚漢的戰亂(見楚漢戰爭)才傳下來的。伏生從殘簡中拚湊出下列28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並用這些篇在齊、魯之間傳授門徒,經過數傳形成西漢的《尚書》學三家,即歐陽高的“歐陽氏學”、夏侯勝的“大夏侯氏學”、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學”,都立於學官。三家所教的是伏生28篇和民間所獻偽《太誓》,共29篇(歐陽氏本《盤庚》分3篇成31篇)。由於伏生所藏之書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所寫,為區別新出現的“古文”本,遂稱為《今文尚書》,這三家便稱為“今文三家”。漢末把歐陽氏《尚書》刻人“熹平石經”,用以統一文字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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