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青銅器上的銘文。據現有知識，青銅器上有銘文始於商代的二裏岡期，殷墟期數量增多，至西周而大盛。一般說金文多限於先秦，也有把秦漢包括在內的。魏晉以後的青銅器物，有的仍有文字，但不在金文範疇之內。
對金文的研究已有悠久曆史。西漢張敞曾考釋美陽所出周代屍臣鼎，其釋文今天看來大體正確。宋代金文之學盛興，出現了著錄和研究青銅器的專著，最早的有《皇祐三館古器圖》、劉敞《先秦古器記》、李公麟《考古圖》等。現傳最早的是呂大臨《考古圖》，體例已相當完善，圖像、銘文、釋文等項都已具備。專著錄銘文的，如薛尚功《曆代鍾鼎彝器款識法帖》，內容頗為豐富。宋元時期還有人編集金文文字，彙為字書，現存有呂大臨《考古圖釋文》、楊《增廣鍾鼎篆韻》。
元明時期，由於理學居統治地位，金石之學被譏為玩物喪誌，金文研究一時衰微。清代漢學風行，崇尚考據，金文研究隨之複興，著錄和考釋銘文的書籍數量遠過前代，名家輩出。阮元《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吳式芬《捃古錄金文》、方浚益《綴遺齋彝器款識》、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等等，均有較大成績。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是一部比較好的金文字典。
清末以來，研究金文的學者更多。羅振五、王國維注意銘文與器物本身相結合的研究。羅氏1937年印行的《三代吉金文存》，迄今仍是一種最重要的金文彙集。郭沫若用科學方法整理研究金文，所著《金文叢考》、《兩周金文辭大係》等書，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利用金文探討古代社會開拓了道路。其他海內外學者著作不能縷舉，如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編》，於省吾《雙侈吉金文選》，柯昌濟《金文分域編》，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日本白川靜《金文通釋》等等，各有貢獻。近年編著的工具書，如周法高《金文詁林》，孫稚雛《金文著錄簡目》、《青銅器論文索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出金文分域簡目》等，皆便於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彙集了已發現的金文材料，正在陸續出版。
金文之所以引起學術界廣泛注意，是由於其內容豐富重要，能補充文獻之不足。金文的整個發展過程長達一千幾百年，無論是字體、文例還是內容特點都有很大變化，所以研究金文必須從分期人手。
商代二裏岡期的青銅器，發現有銘文的隻有少數幾件，文字均係鑄成，個別為凸起的陽文，一般為陰文。字數限於兩三字，有的是器主的族氏或名字，有的是所祭祀先人稱號，還有的似與器的用途有關。這幾件有銘文青銅器都不是發掘品，其銘文真偽還值得商榷。
商代晚期即殷墟期的金文，數量比二裏岡期明顯增加，而且時代越晚，字數越多。但總的說來，銘文大多仍很簡短，內容和二裏岡期相似，或為器主族氏、名字，或為所祭祀先人的稱號，複雜一點的則兼記上述兩者。這種銘文中表示族氏的字，學者常稱為“族徽”，其特點是寫得象形，如人形有首和手足，動物形有特征性部分。過去有學者以為是最原始的文字，甚至說是“文字畫”。經過甲骨文等材料對比，證明它們其實是文字，不過為了突出而加以美術化而已。族氏有時可與當時地名和出土地點相聯係，對研究社會結構也頗重要。
商代金文最長的不超過五十字。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四祀瓐其卣，有三處銘文，蓋內和器內底均有“亞模，父丁”四字，“亞模”為族氏，“父丁”為所祀先人；此外在卣外底圈足內又有銘8行42字，記商王祭祀帝乙及器主受賞事跡。這件卣作於帝辛(紂)四年。商末金文特長的還有瓐卣，蓋器銘共47字(一說48字)，記某子(商大臣或諸侯)受命望伺人方，器主有功膺賞之事。
這一時期金文字體多與甲骨文相近，用詞也多類似，如以周祭記作器時間等。成組青銅器有時有同樣銘文，如小屯五號墓出土大量器物上有“婦好”二字，可供綜合研究。
西周早期金文是商代金文的繼續和發展。商代流行的那種記族氏等的簡短銘文仍然存在，同時出現了許多長篇銘文，記載重大史事。如周康王時的小盂鼎，字數已多達四百字左右。這樣的重要金文，前人多說其價值足抵《尚書》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