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的曆史大事多見於金文。如周武王伐紂見於利簋，所載日期幹支與文獻密合。周公東征見於方鼎，記伐豐伯薄姑凱旋的情形。分封諸侯的例子有簋的封康侯於衛的遷虞(吳)侯於宜。康王時小盂鼎所載伐鬼方，尤為重要。昭王的南征，穆王的遊行和用兵，也都有金文詳細記述。
西周早期金文字體多雄肆，中期則轉趨規整，格式也逐漸固定化。多見於中晚期的冊命金文，敘述周王對臣下命賜之禮，與當時職官製度極有關係，從所賜輿服還可考見其時等級的區分。這時又有一些金文涉及法律、經濟等方麵，如曶鼎記載與器主曶有關的兩次訴訟，均與奴隸製有關；幾件裘衛器物的銘文，分別敘述了裘衛與矩伯間的三次交易，或以土地交換土地，或以土地交換毛裘皮革，說明土地已可轉讓，且有以貨幣計算的價格，是非常珍貴的史料。與土地轉讓有關的，還有師永盂等器銘。
西周晚期金文，長篇更多，其中毛公鼎達四百九十七字，是迄今發現的最長金文。這時金文多反映戰爭及社會動亂，如虢季子白盤、多友鼎等記伐狁，兮甲盤、駒父盨等記征淮夷，都是曆史上的重大事件。隨著周王朝的衰落，有些金文也趨於苟簡，例如梁其諸器，就出現一些脫漏錯訛，這在早中期金文中是罕見的。
西周金文多數為周王朝官吏所作，諸侯國的金文相對來說較少。到周室東遷後的春秋時期，王朝衰微，金文陡然減少，而諸侯國的金文卻大量出現。這個時期，不但一些強大的諸侯國，就連若幹小諸侯國也有金文，其地方性顯著加強。
晉、鄭、齊、魯、楚等國金文，在春秋金文中最為重要。如晉國的晉薑鼎，記晉文侯輔立周平王的功績；齊國的庚壺，記齊靈公伐萊等戰役；楚國的令尹子庚鼎，也可與《左傳》相印證。秦國金文，如寶雞出土的秦公鍾、鎛，天水出土的秦公簋和宋代著錄的秦公鎛，其字體與東方列國不同，已開後世秦篆之先。
春秋中期，開始出現個別刻成的銘文，在銘文中錯金也有發現。中期後半起，北方晉國逐漸流行一種筆畫頭尖腹肥的字體，可能即漢晉人所謂“科鬥文”；而南方各國則流行以鳥形作為裝飾的美術字體，即所謂“鳥書”。這兩種特殊字體都流傳到戰國早期，有的在漢代還有孑遺。南方各國金文多刻意求工，用韻精整。
戰國早期金文基本繼承春秋時的統緒。由於諸侯分立已久，文字的地方性更為突出，形成《說文》序所說“文字異形”的局麵。大體上說，西土的秦和東土六國分為兩係，而東土又可分為三晉、兩周、燕、齊、楚等亞係。各係不僅文字結構詭變不同，金文的用詞和格式也有許多差異。
戰國中晚期，金文以刻成的為主，內容轉為“物勒工名”的形式，即記載器物的製造者、使用者、置用地點、容積重量等，有的還用幹支、數字作為編號。此類金文有助於研究當時職官、地理、度量衡製等，也有很大價值。
與此同時，還有少數傳統形式的銘文存在，並且有長篇的。例如戰國中期末的中山王方壺銘448字，中山王鼎銘469字，內容記中山乘燕國內亂、齊國進軍占領燕都之機，舉兵伐燕，取得大片土地。這是文獻所缺書的重大史實。
秦代金文一般均為“物勒工名”之類。具有特色的是有秦始皇統一度量衡詔書的詔版、詔量、詔權，有的還加有秦二世胡亥詔書，稱為兩詔。
漢代金文沿襲秦代傳統，而格式更為規整統一。已經發現的漢代金文數量很多，30年代容庚有《秦漢金文錄》及與之配合的字編《金文續編》，其中漢代金文均占主要部分。此後新出的又不止數倍。考古發掘還發現有成批成組的有銘青銅器，對研究漢代各種製度殊有意義。特別是金文中的職官如與漢印結合研究，將會起較重要的作用。
漢代仍有少數特殊銘文，如滿城陵山出土的錯金銀鳥蟲書壺，兩件均有延壽卻病等語銘文，與常見金文不同。新莽時期的青銅器，製作格外規整，由於仿古，也有詔版等等，需要專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