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像全書體例嚴謹，取材審慎，內容翔實，文字簡潔。司馬光在序中稱該書“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重點在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史。他從封建正統思想出發，常借曆史宣揚封建禮教，強調尊君法祖。
《通鑒》在史學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問世之後，不僅有注釋，如胡三省的《通鑒音注》；有補正，如嚴衍的《資治通鑒補》；還有續作、改編、仿製等相繼出現。袁樞根據《通鑒》，編成《通鑒紀事本末》，即是《通鑒》的一個支流，又首創了將史事分別立目，獨立成篇，各篇按時間順序編寫的紀事本末體。朱熹亦編成《通鑒綱目》，首創了綱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敘事的綱目體。
中唐以來，出現了不少專史，包括典章史(如會要)、學術史(如學案)、傳記、族譜等等。雖然唐之前已產生一些專史，但隻是在中唐之後才有所發展。
《資治通鑒》書影中唐後出現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豐富的曆史內容。記載全國風土人情的全國性地誌，有《元和郡縣圖誌》、《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誌》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統誌等。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這時期的地方誌現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種。清代纂修方誌之風特盛，其成果幾乎占了現存方誌總數之半。
《資治通鑒》內麵唐代以來，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後進入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等王朝，關於他們的曆史有《遼史》、《金史》、《契丹國誌》、《大金國誌》、《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論史幾方麵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會矛盾激化，動亂頻仍，史學出現生氣。李讚主張經史相為表裏，以史經世，反對脫離現實而空言義理，對史學有一定貢獻。以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明確提出了經世致用的治史方針，要從曆史研究中尋找社會曆史發展的前途，總結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
顧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論與政治結合的文章。他針對明代空言心性而講究考據，但考據隻是作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錄》，考古而證今，目的仍在經世致用。
黃宗羲除《明儒學案》等學術史專著外，還著有史論專著《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尖銳地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敗，抨擊封建君主專製的缺點，主張對君權嚴加限製。
王夫之提出了“理勢合一”和“趨時更新”的進步曆史觀，又強調以史為鑒，以“求治之資”。他的代表作《讀通鑒論》和《宋論》，往往以辯證的思想評論曆史，史論中寓有政論。
明清之際史學著作，值得注意的還有茅元儀的《武備誌》、談遷的《國榷》、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唐甄的《潛書》等。
清朝統治者強化封建專製，籠絡知識分子，大量地編書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為其統治服務。不少學者鑽進考據圈子裏去。乾嘉時期，曆史撰述與評論、曆史文獻學等方麵，都有成績。但當時史學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論理，考史之功雖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
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禮記》為代表，而三書各有特點。《考異》是清代曆史考據的最高水平，《禮記》在史料基礎上發揮議論，《商榷》體裁則兼有二者，但精審不及錢趙二家。
《資治通鑒》手稿中唐以來，有關史學的議論不斷出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萬斯同等評論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議論史學中義理與史實孰重，明末學者評論明代史學與學風。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與《文史通義》。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史部評論古代各種史書體例和得失，提倡曆史考證，抬高本朝官修史書，鼓吹“歸正斥邪”。意圖在於以官史壓私史，以官方評論左右輿論，誘導學者好古而不問今，以加強其思想文化專製。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對古代史學作了尖銳批評，提出了自己的史學見解。他既反對“務考索”，又反對“騰空言”，並譏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學理論上，提出了“史學所以經世”，史貴於“義”，史文“質以傳真”，誌為史體等看法，推崇獨斷與家學，強調“史德”，在史學理論方麵作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樹。
近代史學史
中國近代史學史，包括鴉片戰爭至1949年之間，又可以五四運動為界，分為前後兩期。
近代前期麵對封建製度的衰落及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的民族危機，近代學者及史學家運用今文經學的變易思想和曆史進化觀點等思想武器，講究“經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國史，興起了救亡圖強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潮。龔自珍批判“衰世”，主張改革，強調學以致用，實開一代新的學風。魏源重在研究當代史，編寫了《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海國圖誌》等著作，總結中外曆史經驗，尋求反抗侵略、變法圖強的辦法。有些學者深感民族危機，注意研究邊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這時西方史學著作也傳來中國。王韜、黃遵憲、康有為、唐才常等介紹和利用西方史學，否定封建頑固派“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反動史觀，大力宣傳救亡圖強和變法維新。在戊戌變法的高潮時期，康有為是運動的領導者，宣傳曆史必變的思想尤為用力。他的理論根據是其曆史進化觀，即《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論語注》等書中所闡述的“公羊三世說”。但他主張漸變，反對突變和革命，本質上是反對革命的庸俗進化論。
戊戌變法失敗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國曆史的經驗教訓，宣傳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理論。陳天華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曆史證明革命是曆史之必然，對辛亥革命的思想準備起了作用。孫中山在其革命實踐中，常常引證和論述一些曆史事實，以宣傳革命學說。
這時的史學思潮，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矛盾和時代要求，對於當時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也促進史學本身的發展。舊史學已日益受到衝擊和批判，資產階級的新史學活躍起來。
舊史學指編撰史書的思想、內容和形式仍屬陳舊格調，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學。如仍然編纂清朝實錄，甚至人民國後在編修《清史稿》時，借歌頌“大清”，詆毀革命。這種史學，在“五四”以後未完全絕跡。
新史學主要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的具有愛國主義史學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資產階級史學。嚴複、黃遵憲、梁啟超等都對封建主義的舊史學進行了批判。梁啟超還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號。以後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對提創新史學起了作用。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與《新史學》兩文，指出封建的舊史學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鋪敘而不能別裁，因襲而不能創作)；批判舊史學的封建性與保守性；同時提出新史學的任務，在於“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書應當“為國民而作”。章太炎對舊學有很深的造詣，最早倡言編寫新的中國通史，並擬出了通史體例。他在《致梁啟超書》中提到寫通史的主旨，是“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惜未能完成新編中國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節體和淺顯的文字撰寫了《最新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後改稱《中國古代史》)，是中國第一部新式的曆史教科書。其史觀主要是曆史進化論，以及文化史觀和英雄史觀。
20世紀初的方興未艾的新史學，雖然名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傾向，有高低優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舊史學，都在不同程度上顯出了進步性和優越性。
近代後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史學中存在著兩種曆史觀：馬克思主義的惟物史觀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包括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兩種史觀的鬥爭，促使中國史學發生了重大的變革，逐步走向科學化。
五四運動以後，唯物史觀伴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在中國傳播開來。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課程，發表了不少史學論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學論著《史學要論》。在其論著中，李大釗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觀對於史學與人生觀的重要意義，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寫成中國第一部用唯物史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為指導思想的社會發展史《社會進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