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西方資產階級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也介紹進來，如何炳鬆講授和翻譯了魯賓遜的《新史學》。梁啟超晚年致力於史學，講授並出版了《中國曆史研究法》，論述了中國政治史和清代學術史。梁啟超的學風失於淺嚐多變，晚年關於史學的議論，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擊的封建史學“四弊”的傾向。胡適把實用主義的哲學觀點用於曆史學，反對馬克思主義及惟物史觀，認為“曆史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怎樣擦抹和裝飾”。
在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嚴峻形勢下，發生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其實質是，是否承認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時，論戰才告休止。在抗戰時期及戰後，很多進步的學者，如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胡繩等，運用惟物史觀，對種種惟心史觀如“民生史觀”及“意誌哲學”等，進行了嚴正的批判。他們寫出了一些曆史科學專著，也注意到曆史理論的研究與傳播，如翦伯讚的《曆史哲學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時，毛澤東發表了很多關於史學工作和中國曆史的言論。他指出；“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他還提出了研究曆史的正確態度與方法，強調對待曆史遺產要批判地繼承。
“五四”以後，中國史學在資料搜集、整理、刊布與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績。自20世紀初以來，陸續發現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史料，經過整理，為曆史研究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這些史料包括：①考古學方麵發現了“北京猿人”、“山頂洞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等；②自發現甲骨文以來，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曆史以從來所未知曉的嶄新麵貌出現；③漢晉竹木簡的發現，為當時邊疆的開發、軍事的設施、民族關係與中外關係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貴史料；④敦煌寶藏的發現——幾萬卷寫本和大量壁畫、雕塑等，為中古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曆史資料。此外還有明清檔案的整理，太平天國史料的發現，等等。這些都是近代史學中意義重大、成績卓著的工作。
五四運動以後，曆史研究的內容發生了變化。昔日以帝王將相和某些名人為主要研究對象，這時開始擴大到研究社會各方麵，撰寫的史書有通史、斷代史以及各種專史和專題論著。論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節體的著述和專篇的論文。同時出現不少專門性的曆史刊物，如《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學的學報等。這些成績，很多都為以後史學工作者所繼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麵，傅斯年和蔣廷黻起了倡導和推動作用。
這個時期有一些以考據為主要研究手段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他們對史學某些方麵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王國維在文學和史學方麵，都有精湛造詣。他治史的特點，是把新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他十分重視和大力整理新發現的材料，並以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敦煌遺書等印證和解釋古史，使新史料在曆史研究中發揮了作用，為古史研究開拓了一條新的途徑。在先秦史與甲骨文字的闡釋方麵，貢獻尤為突出。但他的“二重證據法”限於“以事實決事實”的實證法，不作理論闡釋。他的學術論著主要結集為《觀堂集林》。
陳寅恪學識淵博，思想敏銳，通曉多種東西方文字，治學嚴謹，很有史識。他重視民族與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強調通識，把握民族與文化史的發展變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說明問題，具有樸素的辯證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偽、偽中存真的特點和詩文的史料價值，善於以史注詩文和以詩文證史，著有《秦婦吟校箋》、《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除隋唐史方麵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外，在魏晉南北朝史、中國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領域，都有不少精辟論述，起了開創的作用。
陳垣在中國宗教史和曆史文獻學方麵有很大貢獻，著作很多。有關於古代幾種外國宗教傳入中國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與宗教有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等。這些著作填補了中國古代宗教史的空白。關於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極為有用、裨益後人的著作。在曆史文獻學方麵，有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校勘學等方麵的專著。《通鑒胡注表微》則是以考史形式寄托愛國熱情。他治史重史源，講類例循分類列舉之法，優點是條理清晰，缺點在平列事例，不利於曆史地分析問題。
顧頡剛最先以“疑古”著稱，所編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觀點考辨古史的集體著作。他以疑古為手段而以考信為目的，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對一些古史的荒謬傳說起了廓清作用。他對曆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導之功，創辦了《禹貢》半月刊，同時也重視少數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學者重新審視中國曆史，在通史、斷代史、專史的研究方麵取得了重要成果。鄧之誠撰寫的《中華二千年史》，以王朝為序，敘述各朝政治經濟文化因革遞嬗之跡，是一部具有通識的力作。周穀城的《中國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鄭天挺的《清史探微》、孫毓棠的《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補了中國曆史研究的空白。
由於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湧現出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在史學界產生影響。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史和古代文獻，在史學上不斷地辛勤著述，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方麵，寫出了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曆史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後又寫了《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在文獻學方麵，運用唯物辯證法對甲骨文和金文進行了全麵係統的研究，並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國古代史，取得顯著成就。
在30、40年代，還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惟物史觀研究中國曆史，在通史、社會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麵，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麵，呂振羽著有《簡明中國通史》，範文瀾主編了《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讚著有《中國史綱》。範書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係統地研究和敘述中國古代史的名作，在曆史思想和編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夾敘夾議，文字簡潔，深受讀者歡迎。在社會史方麵，呂振羽寫了《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等著作，鄧初民寫了《社會史簡明教程》(後改稱《社會進化史綱》)和《中國社會史教程》，侯外廬寫了《中國古代社會史》(後改稱《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何幹之寫了《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等等。在思想史方麵，呂振羽首先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侯外廬建樹最多，著有《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國庠等也有關於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麵，有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著作問世。範書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礎上，係統地敘述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過程，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指出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走著不同的道路，熱情地歌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學的道路。胡書是馬克思主義的近代史專著中的代表作，闡述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將中國變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與中國反動勢力對待帝國主義的不同態度。這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惟物史觀，分析占有材料，總結中國曆史；二是為革命而從事曆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貫徹了史學的科學性和現實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大史學工作者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曆史惟物主義，發揚實事求是的嚴謹學風，不斷開拓進取。雖然先後經曆了形而上學的極“左”思潮、教條主義、狹隘地“為政治服務”以及影射史學等的幹擾，中國曆史學仍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史學論著、發掘和鑒定史料、考古、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無論是數量和質量，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是舊中國史學界所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