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發展的曆史。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段落。
古代史學史
中國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個時期。
《史記》書影先秦時期在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口耳相授，傳頌著一些故事，可以說是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經有了文字，可用以記錄。商代出現了史官。“史”字原為手執簡冊之形，但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首先是負責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誌。同時講說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今天保存在《尚書》中的，即商周時代的曆史文獻。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順序記錄的編年體史書。它原是魯國的國史，全書一萬八千餘字，出自魯國史官之手，經過孔子的整理。以後相繼出現了一些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的典籍，體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編年體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略具國別斷代史性質的《國語》、《戰國策》；最早的譜牒之書《世本》；以地理為主兼有神話傳說的《山海經》以及發抒哲學思想、政見和史觀的諸子百家之書。其中《左傳》敘事詳備，文筆生動，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名著，也是先秦史學中最高的成就。戰國時期諸子爭鳴，往往運用曆史知識，針對現實，發表政見。如，孟子“言必稱堯、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等觀點。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為變法造輿論。鄒衍講曆史，馳騁想象，大大擴展時空概念，並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以投合君主專製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論秦政，韓非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以及是今非古論，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
秦漢至唐初時期秦漢時期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巨著。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開創了綜合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於一書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史記》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記事起於傳說時期的黃帝，迄於漢武帝劉徹，跨朝越代首尾三千餘年。班固編寫了《漢書》一百卷，八十萬字，“文贍而事詳”，僅記述西漢一代史事，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例。《史》、《漢》兩部著作各有所長，思想上傾向不同，文風上各有特色，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繼《史》、《漢》之後，漢唐之際產生了不少紀傳體史書，其中有《三國誌》、《後漢書》等名著。唐初百年內有八史問世，其中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從此紀傳體史書代代續修，其體例也大致定型。編年體和其他體裁史書也司馬遷像有發展。荀悅撰《漢紀》，以編年體敘述西漢曆史，《後漢紀》等編年史繼踵產生。還有傳記體的國別史《十六國春秋》，最早的地方誌《華陽國誌》以及《佛國記》、《高僧傳》、《世說新語》、《顏氏家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與曆史有關的各種著作。據《隋書·經籍誌》著錄，漢代至隋代的史書達數百部，反映了史學發展的盛況。
這時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展開。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書，著有《別錄》、《七略》，在曆史文獻學上有很大貢獻。唐初也重視文獻整理工作，所修《隋書·經籍誌》在曆史文獻學上有很大作用。
司馬遷祠秦漢至唐初的史學，與先秦的史學相比，有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史學由附屬地位而逐漸獨立。東漢之前，史籍比較少，《別錄》與《七略》的分類中均無史部。《漢書·藝文誌》將史書著錄於《六藝略》“春秋家”，以史附從於經。自東漢之後，史籍大量湧現，史書種類增多，史學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朝廷設立史官和史館，目錄中也列出了史部，這些都標明史學已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個時期的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詔私修等幾種情況，而趨勢則是官修日占上風。
隨著士族地主勢力的興起和門閥製度的盛行，史學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顯著的是譜牒著作與譜學大為發展，有家譜、宗譜、族譜和姓氏譜等。東晉南朝精於譜學者，以賈、王兩氏為巨擘。同時家傳和正史紀傳中也反映出當時崇尚門第的世風習俗。
各少數族在史學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記載各族史的專傳外，還出現了記述各族史的專書，同時民族問題也在史學中有所反映。
關於史學的評論，司馬遷曾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采善貶惡”，指出史書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義。同時，他表明自己誌在“繼《春秋》”而寫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現了他以史學為己任的自覺性。班彪的《前史略論》是評論史學的專篇，談到古來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了司馬遷與《史記》，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責其“大敝傷道”，表明了馬、班史學思想之分歧。班彪這個思想，為其子班固所繼承。
兩漢以後，史學評論漸多，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評專文，探討了古代史官的建置與職守，敘述了史書的源流、派別及其得失，議論了撰史的功用、目的與態度。《隋書·經籍誌》史部分十三類，各類之序敘述各類史書的源流，並加以評論。史部十三類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較全麵的史學總結。
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對古代史學作了係統性的評論，在史書編撰、書事曲直、史家修養以及史館監修等方麵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張直書，反對曲筆；主張一家獨斷；反對官府壟斷，主張實事求是，反對附會臆說。這些都是進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時期封建王朝設置史館，並形成修史製度。首先是纂修實錄，即以編年體記錄每一帝王在位時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實錄已散佚，明清兩代實錄基本上保存完整。實錄雖不完全真實，但保存了豐富的比較原始的史料。史館還修“國史”即當代史，但曆代國史隨著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沒無聞。其次，曆代史館都纂修前代的曆史，如《舊唐書》、《舊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班固像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紀傳體的後稱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記》外，皆是以朝代為斷限的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經過了二千年，前後變化很大，水平不一，但這套史書，仍是今天研究中國長期封建社會曆史的主要依據。
與正史相對應的史書是野史、雜史和別史。野史、雜史、別史的共同特點是成於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稱“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體例不一，或編年，或紀傳，或雜記一代史事，其內容多奇聞異事、閭巷風俗、統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視為禁書；雜史體例一般是隻記一事始末、一時見聞或一家私記；別史內容往往限於雜記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雜史、別史雖有史實不確之弊，但往往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以後，有些史學家從不同角度著眼，不同程度地繼承了這個思想，考察與研究曆史的各種變化，編成分門別類、綜觀全局的史書。中唐以後，開始出現了這種旨在“通變”、“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它們是這個時期通史和史學的代表作。
杜佑著《通典》，旨在“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強調人事應當適應時勢，“隨時立製，遇弊則變”。全書兩百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自上古敘到唐中葉，是中國第一部典製通史。
鄭樵所撰《通誌》二百卷，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書四分之一，是全書的精華。鄭樵主張“會通”，即“會”各種學術文化，“通”古今之變。他提倡“實學”，強調“核實”，反對任情褒貶，指斥五行相應說。
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製通史。全書三百四十八卷，分為二十四考，自上古敘至宋嘉定末，分類較細，內容豐富。但馬端臨旨在通古今的典製，而不涉時政。因以彙集考核典製為特點，故以後凡與此同類之書均稱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後來有“續三通”、“清三通”等，合稱為“九通”。加上清人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稱為“十通”。十通再加上彙編某一朝代各項經濟、政治、社會製度的會要，如《唐會要》、《西漢會要》等，統稱為典誌。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自戰國初年敘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邀請劉恕、劉攽、範祖禹等參加編寫，分工明確。他們先作目錄，繼成長編，又就史料互相歧異的問題作了考異，最後修撰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