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願相信，她的建築學水平不低於梁思成，若失了她的輔佐，思成也必不會有後來的成就。思成走上建築學的道路，正是她一手引導；思成的每一個成果，都有她的汗水和心血凝結其中；思成的每一部著作，都經過她的潤色和修改；思成的每一本手稿，都能看見她娟秀的字跡……思成坦然地承認：“我不能不感謝徽因，她以偉大的自我犧牲來支持我。”詩人卞之琳也說，林徽因“實際上卻是他（梁思成）靈感的源泉”。這已經不僅僅是“賢內助”三個字可以形容，這分明就是並駕齊驅的戰友，齊頭並進的同誌。
他們不願相信，這樣一個既有“傾國傾城貌”，又有“多愁多病身”的一介弱質女流，骨子裏的鬥誌不輸任何一個男人。她熱愛美術，也同樣喜歡騎馬；她能寫出纏綿的情詩，也能繪出精準的圖紙；她能端坐“太太客廳”，享受百家爭鳴的熱鬧和喧囂，也能跋涉千山萬水，細品考察調研的孤獨與寂寥；她能“對鏡貼花黃”，為自己挑選最合適的衣衫，以完美的形象展現給世人，也能“千磨萬擊還堅勁”，爬上神山古刹的橫梁，與蝙蝠和臭蟲為伍，忍受饑一頓飽一頓的考察工作餐。
他們不願相信，她並非專業的詩人、作家，那些為數不多的作品多是她養病期間的閑暇之作，她的專業並非吟詩作對而是建築設計，那些今日看來也許不夠成熟的小詩在那個白話文和新詩都處於萌芽狀態的中國，給了多少讀者以美的享受和對新詩的希望，那些給他人的信件和散文，都是她感情的真實流露，曾使多少中國知識分子拍案叫絕，讚歎不已。
她的詩歌被讚為美好心靈的絕唱，其中，《笑》被列入最有代表性的十首現代詩歌，與此同列的隻有一位女性詩人，即卞之琳的《斷章》，其他的均為男性詩人的作品，有徐誌摩、戴望舒、鄭愁予、聞一多……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被讚為版的清明上河圖，在她為誌摩寫的追思文章《紀念誌摩去世四周年》中，她提到了誌摩說過的一句話“世界上再沒有比寫詩更慘的事”，這個看來並不為外人所理解的抱怨卻得到了徽因的心領神會。她說：“你並未說明為什麼寫詩是一樁慘事，現在讓我來個注腳好不好？我看一個人一生為著一個愚誠的傾向，把所感受到的複雜情緒和嚐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理想和信仰的鍋爐裏燒煉成幾句悠揚鏗鏘的語言（哪怕是幾聲小唱），來滿足他自己本能的藝術衝動，這本來是個極尋常的事。哪一個地方哪一個時代，都不斷有這種人。輪著做這種人的多半是為著他情感來得比尋常人濃富敏銳，而為著這情感而發生的衝動更是非實際的——或不全是實際的——追求，而需要那種藝術的滿足而已。說起來寫詩的人的動機多麼簡單可憐，正是如你‘序’裏所說‘我們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靈’……這樣使一般努力於用韻文表現或描畫人在自然萬物相交錯的情緒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見看成誇大狂的旗幟，需要同時代人的極冷酷地譏訕和不信任來撲滅它，以挽救人類的尊嚴和健康。”
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女人尋得徽音難，詩歌尋得知音難，徐誌摩能遇到林又和她互為知音真是足夠幸運了——這樣的理解，並不是隨便一個愛慕詩人的狂熱崇拜者就能說出的話，而一定是站在詩人的立場上，甚至站在高一階位置的人，才能看得如此透徹分明。徽因對誌摩的吸引，向來也不是因為誰的外表和名聲，而正是這種肺腑之間的理解和交流。
他們以為……他們憑什麼以為！是的，徽因隻是一個凡人，自有她的缺點——生性耿直、過於清高，眼裏容不得沙子，自尊心又太強，為人處世遠不夠圓滑——可是正因如此，她才是她。愛她的人自然也能夠看到她的缺點，自然也能感受到她的不足。可是在他們心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缺點就是佳肴中的那一點辣，提神、爽口，缺少了它，這道菜仿佛就缺了點什麼，再不是原來的味道。
愛她的人能夠以寬大的胸懷包容她，恨她的人卻要用她最瞧不起的行為來汙蔑她。你們可以責怪她的不諳世事，可以責怪她的棱角分明，可是怎能說她華而不實，怎能說她空有其表？
種種誤解和扭曲的事實，不過因為她是女人，而且是一個聲譽極高的女人，她的才華和一生的傳奇經曆都為當世仰止，又光照來人。如果她不是生不逢時，如果她不是身體孱弱，如果她不是命途那麼顛沛流離，作品能夠得到妥善保存並一一整理，那麼，我們今天看到的，也許就是一個真正的女詩人，一個近代建築史上的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