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是如何避開特工的眼睛把信投進郵筒了，這也是“發射”鏈條中的重要一環。
錢學森記起，在一家大商場裏，有咖啡館，也有郵筒。於是，錢學森和夫人來到那家商場，錢學森在門口等待，夫人蔣英進入商場。男人不進商場，這在美國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後麵跟蹤，緊盯的當然是錢學森。錢學森站在商場門口，特工也就等在商場之外。蔣英走進商場，看看周圍無人注意她，也就悄悄而又敏捷地把信投進了商場裏的郵筒。
這封信就這樣躲過了聯邦調査局無處不在的監視，安全到達比利時。
蔣華收到信件之後，立即轉寄給在上海的錢均夫。錢均夫馬上寄給北京的老朋友陳叔通先生。P東叔通當即轉交周恩來總理。這一係列的轉寄，都安全無誤。
周恩來深知錢學森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轉交給正在日內瓦進行中美大使級談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並指示：“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美國當局至今仍在阻撓中國平民歸國。你要在談判中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
8月2日，王炳南大使當著美國代表約翰遜的麵，念了錢學森的信，指出美方說謊“謂中國學生願回國者皆已放回”，“當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說謊是騙不了的。然我們在長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錯過機會。”這下子，約翰遜啞口無言了。
這封經過千山萬水、輾轉傳遞的信件，在關鍵的時刻，起了關鍵的作用。錢學森的“導彈”，準確地射中在日內瓦聯合國大廈舉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
1955年8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留美學生有什麼回國自由》，首次透露了錢學森致陳叔通信的部分內容，並以此批駁美國政府：所謂中國留美學生已可“自由”離美回國的說法，是同事實完全不符的。事實上，自美國的所謂限製回國的禁令“取消”以後，中國學生不但是繼續被限製離開美國，而且是被變相地扣留在美國。
錢學森先生在美國的遭遇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著名的中國科學家錢學森自一九五〇年八月起即準備回國，但他竟然遭到美國當局的非法逮捕，被無故拘禁達十五天之1955年8月王炳南大使在日內瓦和美國大使會談久。自此之後，他就處在一種極其不合理的狀態中。《紐約時報》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報道說：“錢學森博士正受到驅逐出境的命令，離開美國到中國去；但他同時也接到不許離開美國的命令。”他不但不能離開美國，而且不能離開他所住的縣的邊界。這種情況是並沒有因為美國“取消”了所謂限製離境的禁令而有所改變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今年六月十五日，即美國“取消”了限製禁令之後兩個月，錢學森還不得不寫信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陳叔通，請求援助他回返祖國。在信裏，錢學森說：“被美政府扣留，今巳五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
麵對著這些事實，人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要求回國的限製實際並未取消，中國留學生被限製返國的情況並無根本改變。如果說，目前的情況與過去相比有所變化，那麼變化僅僅是：美國當局釆取了更隱蔽的辦法。它以為這種辦法既能達到阻撓我國留學生回國的目的，又能把美國當局的責任推卸得幹幹淨淨。
但，這是辦不到的。中國有句老話：一隻手不能掩盡天下人的耳目。美國政府應該拿行動來證明它的言辭。
中美大使級會談是世界上罕見的“馬拉鬆會談”，斷斷續續地進行了15年，直至1970年2月20日，共進行了136次會談。由於美方堅持其幹涉中國內政的立場，會談未能在緩和與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這個關鍵問題上取得進展，但是當時兩國沒有外交關係，中美大使級會談起著保持接觸渠道的作用，在中美關係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頁。
周恩來總理曾感歎說：“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我們畢竟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建設性的接觸，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火箭專家返回紅色中國”
時間的鍾擺緩緩地從太平洋此岸的中國，甩向彼岸的美國，然後又從美國擺回中國。這一來一回，從1935年至1955年，整整花費了二十個春秋。
1955年10月9日，新華社從廣州發出的電訊《錢學森到達廣州》，是錢學森歸國之後的第一篇報道。電訊中稱錢學森是“從美國歸來的著名中國科學家錢學森”，用了這麼一段簡短的文字，首次向中國廣大讀者介紹錢學森從1935年至1955年在美國的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