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番審訊，1951年4月26日，帕薩迪納移民局通知錢學森，他的案件經過審理，認定他“曾經是美國共產黨員的外國人”。依據美國國家安全條例的規定，凡是企圖顛覆美國政府的外國人，必須驅逐出境。因此，帕薩迪納移民局決定驅逐錢學森！
錢學森本來就打算離開美國，根本用不著美國“驅逐”他早在1950年8月28日就準備要離開美國。
然而，移民局馬上受到來自華盛頓的幹涉，被要求暫緩執行對錢學森“驅逐出境”的決定。還是美國海軍副部長丹尼爾·金貝爾的那句話：“他知道所有美國導彈工程的核心機密，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我寧可把這個家夥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
於是，對錢學森“驅逐出境”的裁定，就一直被拖著，拖著……其實，這“拖”的策略，無非是在一日千裏的科技時代中，讓錢學森腦袋中的那些導彈知識老化，變得陳舊，變得無用。
沒有被“驅逐出境”的錢學森，依然處於無限期的軟禁之中。導師馮·卡門最能深刻理解錢學森的性格和為人，他曾經在《中國的錢學森博士》中寫道：
此舉嚴重傷害了錢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即杜布裏奇院長當麵申述，沒有安全執照他無法留在噴氣推進中心繼續工作。他情緒激吊地說，與其在這裏遭受懷疑，寧願返回中國老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勸，希望他先保持鎮靜，並建議他就此事提出上訴。錢不想上訴，他覺得在當時那種緊張氣氛下，一個僑居的中國教授難打贏這場官司。更何況他秉性高傲，認定沒有必要去向美國司法當局申述自己不是共產黨人。我想，在當時情勢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經為匈牙利短命的庫恩·貝拉政府幹過事而誣陷我，那麼我也會作出和錢同樣的反應。
為了便於一且允許回國就能馬上動身，錢學森沒有固定住所，他的租房合同往往隻簽一年，到期後就搬家。那些從海關退回的總重量達800公斤的個大木箱，錢學森再沒打開過，一資直放在那裏，以便一旦有機會離開美國，隨時可以再度交船托資運。夫人蔣英還準備好三個手提箱，放著隨身用品。
錢學森的好友郭永懷夫婦來到加州理工學院看望他，這使他在困境中得到寬慰。錢學森曾經回憶說：
1953年冬，他（引者注：指郭永懷）和李佩同誌到加州理工學院。他講學，我也有機會向他學習奇異攝動法。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壞的，美國政府不許我歸回祖國而限製我的人身自由，我滿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傾訴。他的心情其實也是一樣的，但他克製地勸我說，不能性急，也許要到1960年美國總統選舉後，形勢才能轉化，我們才能回國。
據李佩回憶，當時她看到錢學森家空空如也，客廳裏隻有一張餐桌，幾把椅子，還有三隻手提箱。錢學森說，一旦美方同意他回國，他和蔣英憐起這三隻手提箱就可以馬上動身。
蔣英告訴李佩，錢學森被捕的那些日子裏，幸虧有鄭哲敏幫忙。當蔣英去拘留所看望錢學森時，鄭哲敏就過來照料兩個孩子。
在軟禁期間，錢學森仍不時受到移民局的審訊，審訊的主題一直是為了確證錢學森“曾經是美國共產黨員的外國人”而錢學森自始至終否定。雙方對峙著、僵持著。
有一回，檢察官突然換了一個角度，問錢學森道：“你忠於什麼國家的政府？”
錢學森答道：“我是中國人，忠於中國人民。”
檢察官追問：“你說的‘中國人民’是什麼意思？”
錢學森答：“四億五千萬中國人。”
當時，中國的總人口為四億五千萬。
檢察官又問：“這四億五千萬人現在分成了兩部分，那麼我問你：你是忠於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還是忠於在大陸的共產黨政權？”
錢學森答：“我認為我已經說過我忠於誰的原則了，我將根據自己的原則作出判斷。”
檢察官問：“你在美國這麼長時間，你敢發誓說，你是忠於美國政府的嗎？”
錢學森答：“我的行動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用自己的知識幫助美國做事。”
檢察官問：“你現在要求回中國大陸，那麼你會用你的知識去幫助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嗎？”
錢學森說：“知識是我個人的財產，我有權要給誰就給誰。”
甩掉特工寄出求助信
處於軟禁之中的錢學森，終於寄出了一封請求中國政府幫助他回國的信。
錢學森是怎樣智鬥美國特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