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他深知錢學森是難得的優秀科學家。1948年10月，他親自致函當時在麻省理工學院任職的錢學森，回到加州理工學院。錢學森接受了他的邀請。1949年初夏，錢學森和馮·卡門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學院，錢學森出任該院噴氣推進中心主任，學院還授予他以美國火箭先驅戈達德命名的講座教授榮譽稱號。從此，錢學森在帕沙迪納加州理工學院附近安了家。
三是杜布裏奇跟白宮關係密切。他兼任白宮科學谘詢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專門就科技問題向政府提供建議。
他一麵盡力挽留錢學森，一麵運用自己的影響，希望華盛頓相關部門舉行一次聽證會，以求拂去錢學森頭上那“一片懷疑的烏雲”，重新發給錢學森安全許可證，讓錢學森安心地在加州理工學院從事原先的研究工作。盡管華盛頓方麵表示錢學森是美國共產黨員的“證據不足”但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杜布裏奇寫道：“這簡直是再荒謬不過的事，一個偉大的火箭及噴氣推進專家，在這個國家裏，無法在他所選擇的領域中得到工作的機會，因而逼使他回到紅色中國，讓他的才幹在共產政權中施展。”經杜布裏奇再三堅持，華盛頓決定在8月23日舉行聽證會。錢學森麵對院長杜布裏奇的一片善意，卻之不恭，何況在離開美國之前能夠澄清種種不實之詞，也是值得的。於是，錢學森在8月21日從洛杉磯飛往華盛頓。
杜布裏奇建議錢學森，在華盛頓，應當首先拜訪美國海軍副部長丹尼爾·金貝爾先生。
杜布裏奇的目的顯而易見，想借助於金貝爾在華盛頓進行疏通，幫助錢學森重新獲得安全許可證，這樣可以達到挽留錢學森的目的。
當錢學森出現在金貝爾的辦公室時，金貝爾顯得非常客氣。然而，他卻是一位“太極拳”高手。他勸錢學森去找律師波特，以便在聽證會上為他辯護。
錢學森在到達華盛頓的第二天——8月22日，拜訪了波特律師。波特聽了錢學森的陳述，認為明天就舉行聽證會顯然太倉促，他必須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準備，建議推遲聽證會。錢學森同意了波特的意見。實際上，推遲聽證會等於取消聽證會。錢學森已經訂好8月28日的回國機票，六天之後就要離開美國。
8月23日，錢學森再度來到金貝爾的辦公室，告訴他由於美國無理取消他的安全許可證，他決定離開美國，返回中國。金貝爾一聽，露出了他的真麵目。他對錢學森說：“你不能走，你太有價值了！”他勸錢學森三思而行。錢學森在尷尬的、不愉快氣氛中，結束了與金貝爾的談話。華盛頓之行，錢學森一無所獲。
時間緊迫，離他從渥太華飛往香港的時間隻有五天，何況他還必須留出時間從洛杉磯飛往渥太華。當天下午，錢學森就乘飛機急急趕回洛杉磯。
經過六小時的飛行，當錢學森剛下飛機，美國移民局的一位官員已經在洛杉磯機場恭候多時。他交給錢學森一紙限製出境的公文：“禁止離開美國！”
錢學森無比震驚，也無比憤懣。
美國移民局的動作如此迅速，不言而喻是金貝爾在幕後操縱。他在錢學森離開他的辦公室之後，馬上致電美國司法部。金貝爾在電話中說了一句“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國導彈工程的核心機密，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我寧可把這個家夥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
金貝爾深知“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這句話的真諦。金貝爾是一個相當仇視新中國，而跟台灣的“中華民國”關係密切的人物，當錢學森經過五年的漫長抗爭，終於回到北京，金貝爾又說了一句“名言”：放錢學森回中國是美國曾做過的最愚蠢的事。
特工細細“研究”錢學森的行李
錢學森原本是“我所能做的事就是離開”。然而由於“程咬金”金貝爾的橫加幹涉，事情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變化，變成了不準錢學森離開！
錢學森從華盛頓回到洛杉磯。他既然被限製出境，隻能退掉飛機票，並從海關取回原本打算托運到香港的八大箱行李。如果錢學森能夠順利地在8月28日從渥太華飛往香港的話，那麼這批行李正好在8月31日搭上趙忠堯他們乘坐的威爾遜總統號郵輪運往香港。
錢學森從海關得到的答複是料想不到的：“錢先生，您的行李被依法査扣了！”
當錢學森問為什麼的時候，海關語出驚人，稱錢學森托運的行李中有“美國機密文件”，因而違反了美國的“出口控製法、中立法和間諜法”
如果說涉及前兩項法規，那還算一般，而違反“間諜法”則意味著問題相當嚴重了。
其實，錢學森在辦公室整理文件時，就已經注意涉及機密的文件，全部鎖在辦公室的一個文件櫃裏，並把鑰匙交給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
事後，錢學森才得知，當時的他已經處於美國聯邦調査局的監控之中。早在他8月21日飛往華盛頓的時候，嗅覺異常靈敏的美國聯邦調査局就著手“研究”起錢學森準備托運的八箱行李。“據說”是白金斯打包公司的工人在打包時，發現錢學森托運的文件有“機密”、“極機密”字樣，於是報告了打包公司的老板，而老板則馬上報告美國聯邦調査局。這“據說”，不知道是美國聯邦調査局製造的由頭呢，還是那位打包工人本身就是美國聯邦調査局的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