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斯坦：錢（學森）是被誣告的嗎？你覺得那真的是一份寫在紙上的真人名單嗎？
杜布裏奇：是的。我沒有理由懷疑它，因為我們在麥卡錫時代曾發現過兩到三位加州理工學院的研究生及其他人涉及了此事。那的確是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有些人後來承認了這一點。但我也確實相信錢（學森）所說的他沒有將之視為加入共產黨。他在這個國家是一個孤獨的陌生人，他受到了加州理工學院大家庭及鎮上的這一小群友善的人的歡迎。我想，他說過他在這些友善的社交聚會中度過了美好的時光，從未想到過他涉入了任何不恰當的事情。“被誣告”，不是一個正確的用語，我想那隻是一係列的誤會及過度反應。
古德斯坦：學院的理事們對錢（學森）的事情感到很心煩嗎？他們曾經對鮑林(Pauling)心煩，錢（學森）的事情發生在同一個時期。
杜布裏奇：是的。我想那些不喜歡鮑林的人大都也相信針對錢的指控。我記得我告訴過理事會，我們已經調查過，並且確信錢（學森）不屬於這個共產主義小組，而隻是與很多人一樣與其中某些人有交往。我不記得有什麼理事對此提出過有力的評論。我知道他們中有些人覺得（錢所受到的對待）是一種恥辱。有些人曾與我們攜手，找尋有什麼能做的。但我想他們中也有一些人認為：“如果錢(學森）是共產黨人，那就把他送回中國吧。”
古德斯坦：通過這件事，他們顯然造就了一位熱忱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杜布裏奇：是這樣的。
也就是說，美國聯邦調査局把一張出席社交小聚會的名單，僅僅因為其中有幾個人是美國共產黨黨員，就把那張名單當成了美國共產黨黨員名單。而錢學森曾經幾次參加這一社交小聚會，名單上有一個“錢”字，就被當成是美國共產黨黨員的證據。就連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裏奇在學院的理事會上都明確表示“確信錢（學森）不屬於這個共產主義小組”別以為隻有在中國“文革”時期有那麼多的冤假錯案，在美國也有冤假錯案。作為一位正直的科學家，平白蒙冤，錢學森深感人格遭到莫大的侮辱，自尊心蒙受極大傷害。
山雨欲來風滿樓。6月16日，威因鮑姆在家中被捕，而馬林納由於已經在1947年遠赴法國巴黎工作，聯邦調査局鞭長莫及。由於威因鮑姆進入噴氣推進實驗室是錢學森推薦的，於是聯邦調査局纏上了錢學森。
6月19日，當聯邦調査局人員再度光臨的時候，錢學森把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聲明交給他們。錢學森在聲明中寫道：“當年我成為一位受歡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經不在了，一片懷疑的烏雲掃過我的頭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離開。”
錢學森告訴來人，這份聲明已經同時交給加州理工學院工學院院長林德菲以及教務長華森，因為這份聲明也就是錢學森決定辭去加州理工學院一切工作的辭呈。
“幹軍易得，一將難求”
“我所能做的事就是離開”就在錢學森遞交那份離開美國的聲明之後一周，太平洋彼岸的朝鮮戰火頓起，麥卡錫主義借助朝鮮戰爭的爆發在美國國內更是甚囂塵上。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武裝幹涉朝鮮，並決定以武力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美國第七艦隊向台灣出動。
錢學森加快了離開美國的步伐。
那時候中美之間沒有外交關係，隻有美國駛往香港的輪船，也有不多的美國飛往香港的航班。8月31日，美國郵輪“威爾遜總統號”從舊金山經停洛杉磯駛往香港，原本是錢學森的最佳選擇，當錢學森與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研究生羅沛霖一起去買船票時，由於羅沛霖是學生，當場買到船票，而錢學森由於是教授，必須得到移民局批準才能買船票，無法與羅沛霖一起回國，而機票也是一票難求。無可奈何，急於離開美國的錢學森一家，預訂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28日從加拿大首都渥太華飛往香港的機票。
錢學森進入了“緊急狀態”他在辦公室裏收拾好書籍、手稿、筆記本等等，在家中收拾好細軟。他委托一家名叫白金斯的打包公司打包。按照當時美國的習慣，準備托運的行李要由托運者先把物品裝入一個個防水的紙箱裏，然後由打包公司運走，在他們的倉庫裏裝入結實的大木箱，以防在長途運輸中損壞。在裝好大木箱之後，打包公司把木箱運往碼頭，交付輪船運至香港，再從香港轉運到上海。
對於如此優秀的學者的離去，美國的知識界抱不平者有之，惋惜者有之，挽留者有之。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裏奇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深為錢學森扼腕而歎。
杜布裏奇是一位物理學家，身材痩削，長著一副娃娃臉，人們用這樣的話形容他：“生活簡樸、精力充沛和一味渴望從事重要工作。”杜布裏奇從1947年起出任加州理工學院院長之後，由於工作出色，擔任院長長達22年之久。
杜布裏奇出大力挽留錢學森，原因有三：
一是杜布裏奇本人富有正義感，向來公開反對各種政治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