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學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倚仗於名師的魅力。錢學森把他留學美國時的導師馮·卡門列入名單，是理所當然的。馮·卡門是美國科學名師，有口皆碑。
除了博士生導師馮·卡門之外，列入錢學森所寫的名單之中，有小學老師一位，大學老師三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學老師占了七位！這七位中學老師，全部集中在一所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對於錢學森來說，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度過的六年，是永遠難忘的。
據傳有這麼一個故事：林礪儒雖然是錢學森所在學校的校長，卻不是他的任課老師。為此，錢學森的父親特地找到林校長，請他輔導自已的兒子。林校長並沒有答應下來，而是出了幾道題，要考考錢學森。兩個大人正在聊天，卻發現錢學森到外麵玩去了，而他的答卷放在桌上。林栃儒看了錢學森的答卷，非常滿意，於是收下了這個學生，教授他倫理學。
林栃儒是當時的北京師大附中主任（相當於校長)。林先生早年曾經留學日本，從1922年至1930年擔任北京師大附中主任，而錢學森在1923年至1929年就學於北京師大附中，從入學到畢業，都是在林礪儒先生執教之下學習，他對錢學森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林礪儒力主教育改革，反對灌輸式的死記硬背。解放後林栃儒出任教育部副部長。
錢學森回憶說：在那樣一種艱難困苦的年代，辦學真不是一件易事。
但是國立北京師大附中當時的校長（那時稱主任）林礪卻把師大附中辦成了一流的學校，真是了不起。
那個時期高中分一部、二部，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我在理科。高中畢業時，理科課程巳經學到我們現在大學的二年級了。所以，北京師大附中在那個時候辦得那樣好我是很懷念的。
我從1923年到1929年在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念書。那個時代，在北京辦學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當時的校長林礪儒先生能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辦成質量上乘的第一流學校，實在難能可貴。他實施了一套以提高學生智力為目標的教學方法，啟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和自覺性。
當時我們臨考都不開夜車，不死讀書，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績，隻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學的知識。
我在讀書時，沒有死背書，看了許多書，但從不死讀書，而是真正理解書。
國文老師董魯安（即於力）、化學老師王鶴清、數學老師傅仲孫、生物老師俞謨（即俞君適)、美術老師高希舜等講課都各有特色，給我中學時代的數、理、文等課程打下務了良好的基礎。
我們的美術老師高希舜（後來成為著名的國畫大師），暑假裏開辦暑期繪畫訓練班，教畫西洋畫，父親很支持我去，我買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學畫，也學畫中國畫，後來我畫得還不錯。國文老師是董魯安，他思想進步，常在課堂上議論時弊，厭惡北洋軍閥，歡迎國民革命軍北伐，教我們讀魯迅的著作和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到了高中一年級時，我對用文言寫文章小品特別感興趣。我們的音樂老師也非常好，上課時，他用一部手搖的機械唱機（當時沒有電唱機）放些唱片，教我們學唱中外名曲，欣賞各種樂曲，如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等。後來，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聲響，一直在我心中激蕩。
董魯安老師上課幽默詼諧。張維（兩院院士、清華大學副校長）曾回憶說：“語文老師董魯安先生是在20世紀20年代師大附中最為學生稱道的老師之一。董先生給人們的印象是個樂觀派、名士派，非常瀟灑。他講起書來慢條斯理，一板一眼。講到精彩段落，時常忘我地坐在講台椅子上自言自語。有時講得出神，就給同學們講述一些軼事甚至離題好遠的趣聞。所以他的課深受學生們的歡迎。一次董先生上課走了題。林津同學在下邊悄悄地議論：‘又神聊囉！，董先生笑了笑，就回到課文正題。過了些天，講課又走了題。董先生想起了林津的話，於是就問他：‘林津，我是不是又神聊啦？’全班同學哄堂大笑。對這件事，同學們多年後再見麵，還津津樂道。”
1942年的8月中旬，根據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董魯安幾經周折，抵達晉察冀解放區，受到聶榮臻將軍的歡迎。董魯安在《晉察冀日報》和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長篇報告文學《人鬼雜居的北平市》（署名於力)。1949年9月30日董魯安當選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後，董魯安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兼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等職。
幾何課老師傅鍾蓀（錢學森寫作“傅鍾孫”)說：“公式公理，定義定理，是根據科學、根據邏輯推斷出來的，在課堂如此，到外麵如此；中國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錢學森從此懂得科學的嚴謹放之四海而皆準。
化學課老師王鶴清開放化學實驗室。你有興趣做化學實驗，發隨時都可以到那裏去做。生物課俞君適（後來任江西南昌大學生物係教授）老師則帶領同學們去野外采集標本，解剖蜻蜓、蚯蚓和青蛙。這兩位老師培養了錢學森的動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