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漢以後，新舊兩種投壺遊戲並行於世。漢魏年間人邯鄲淳寫有一篇《投壺賦》，賦中說當時的投壺“厥(其)高三尺，盤腹修(長)琺琅彩投壺頸，飾以金銀，文以雕刻。”顯然這種壺已不是席間通常來盛酒的壺，而是精工製作的遊戲專用壺。漢代的投壺實物，目前發現的不多。河南濟源泗澗溝漢墓曾出土綠釉直頸陶壺，江蘇盱眙東陽東漢墓也曾出土刻花直頸銅壺，它們的造型特點與《投壺賦》中投壺“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通高1尺2寸，約27.6厘米)的記載正相符合。
兩晉南北朝的投壺，是以純娛樂為目的。所以魏邯鄲淳在《投壺賦》中說：投壺“悅舉坐之耳目，樂眾心而不倦”。當時，統治者和文人飲宴歡聚，無不以投壺為樂。《南史·柳惲傳》記載：南齊竟陵王肖子良與柳惲夜宴，柳惲善投壺，兩人玩到天明。因而肖子良和柳惲朝見齊武帝都晚到了。齊武帝詢明情況後，不僅未加斥責，反而“複使為之，賜絹二十匹”。可見當時對此戲的愛好。在北朝，投壺同樣流行。《顏氏家訓》中講：顏之推從南梁逃到北齊，見北齊廣寧王高孝珩、蘭陵王高長恭等人的家裏都有投壺用具，但技藝稍遜於南朝。
這時的投壺，在口的兩旁，還設有兩個小耳，說明從晉代開始出現了有耳投壺。隨著壺耳的出現，投壺的難度增大了，花樣增多了，技巧也隨之提高。晉朝左光祿大夫虞潭在《投壺變》中記載了許多新鮮的投法。例如：投入左或右耳的箭，箭身斜倚在耳口形同腰間佩劍那樣的，稱為“帶劍”。箭身斜倚在壺口的稱為“倚竿”。投的箭“圓轉於壺口”，停時成為“倚竿”的，稱為“狼壺”。箭尾投入壺口的稱“倒中”等等。
當時不僅男子投壺，女子也好此戲。石崇家“有伎，善投壺，隔屏風投之。”梁無名氏作《華山箴》雲：“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嬌時。”描寫了女子相思丈夫，以投壺消愁解悶的情景。投壺可以使人從娛樂中解除疲倦，而且可以起到健身的功效。三國王粲《棋賦》說：“夫注心銳誌，自求諸身，投壺是也。”他認為投壺可以磨煉意誌，培養注意力的集中。晉朝傅玄在《投壺賦序》中說：“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說投壺可以矯正怠惰的習慣。這都說明，古代講究禮儀的投壺之戲到兩晉南北朝時期逐漸成為愉悅身心，矯正怠惰的遊藝活動。
宋代，傳統的投壺形式較為盛行，但是，司馬光對當時流行的投壺意見很大，認為傳統的投壺玩法不合禮製，多為奇巧僥幸的投法。於是他對投壺進行符合封建禮教的改革，撰寫了《投壺新格》，用以宣傳封建道德，鞏固封建秩序。此書對古代的投壺活動作了總結，對投壺的意義和規則作了詳細的闡述。司馬光認為投壺雖是一種遊戲，但亦是聖人用來教育人們修身治心的禮，它可以“養誌遊神”，解決疲勞，並且可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此書對投壺的禮節、用具和規則等都作了詳盡的規定，比如，第一箭投入壺中，名“有初”，作十算(計算每人投中數目的小棍)最初投入壺耳，名叫“貫耳”，作十算投箭倒入壺中者，名“倒中”，舊為一百二十籌，司馬光認為不合禮議，改為無籌。……《投壺新格》中所載的投壺規製一直被後代所遵循。
到了明清，投壺遊戲無論在民間，還是在宮中無論是中原地區，還是北方的少數民族地區，都還在流行。並且出現了多種式樣的投壺，但在投壺的方法方麵，宮廷與民間的純娛樂性質迥然不同，他們總是借投壺來提倡尊卑揖讓的封建禮儀。今北京中山公園(明清時社稷壇)內有“投壺亭”，為明清兩代帝王在此投壺演禮的地方。現今公園內還保存著6隻明清時代的銅質投壺。故宮博物院也藏有4隻投壺，都是清乾隆年間所製。其中一隻壺中鑄有乾隆帝禦題投壺詩：“賓主雍容歡既洽，降升揖讓節堪論。”反映了乾隆帝提倡投壺的目的。投壺作為一種高難的遊戲，既可以陶冶人們的情操，又不失為酒宴助興的方法，如果在今天的高級飯店裏設置“投壺廳”，訓練幾名投壺高手，陪伴並教授客人投壺，一定會受到遊客們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