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棋局已以19道作為主要形製，圍棋子已由過去的方形改為圓形。1959年河南安陽隋代張盛墓出土的瓷質圍棋盤，唐代贈送日本孝武天皇、現藏日本正倉院的象牙鑲嵌木質圍棋盤，皆為縱橫各19道。中國體育博物館藏唐代黑白圓形圍棋子，淮安宋代楊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圓形棋子等，都反映了這一時期圍棋的變化和發展。
唐代“棋待詔”製度的實行，是中國圍棋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標誌。所謂棋待詔，就是唐翰林院中專門陪同皇帝下棋的專業棋手。當時，供奉內廷的棋待詔，都是從眾多的棋手中經嚴格考核後人選的。他們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藝，故有“國手”之稱。唐代著名的棋待詔，有唐玄宗時的王積薪、唐德宗時的王叔文、唐宣宗時的顧師言及唐信宗時的滑能等。由於棋待詔製度的實行，擴大了圍棋的影響，也提高了棋手的社會地位。這種製度從唐初至南宋延續了500餘年，對中國圍棋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從唐代始，昌盛的圍棋隨著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漸越出陶門。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團將圍棋帶回，圍棋很快在日本流傳。不但湧現了許多圍棋名手，而且對棋子、棋局的製作也非常考究。如唐宣宗大中二年(348年)來唐人貢的日本國王子所帶的棋局就是用“楸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則是用集真島上手談池中的“玉子”做成的。除了日本，朝鮮半島上的百濟、高麗、新羅也同中國有來往，特別是新羅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圍棋的交流更是常見之事。《新唐書·東夷傳》中就記述了唐代圍棋高手楊季鷹與新羅的棋手對弈的情形，說明當時新羅的圍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唐宋以後，圍棋活動更為普及。詩詞、民間傳說以及戲劇等文學藝術品類中，有許多是以圍棋為題材或涉及圍棋的。如在元代雜劇中，就有不少劇本提到圍棋，也有全劇以圍棋為主線的。像李文蔚《破苻堅蔣神靈應》雜劇，在描寫前秦苻堅與晉交戰的故事中，就保留了十九字記譜法、五盤小棋勢、二十四盤大棋勢和圍棋十訣等棋譜，反映了當時的棋藝水平。
明清兩代，棋藝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現之一，就是流派紛王惲等繪《康熙南巡圖·下圍棋》起。明代正德、嘉靖年間，形成了三個著名的圍棋流派：一是以鮑一中(永嘉人)為冠，李衝、周源、徐希聖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程汝亮(新安人)為冠，汪曙、方子謙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顏倫、李釜(北京人)為冠的京師派。這三派風格各異，布局攻守側重不同，但皆為當時名手。在他們的帶動下，長期為士大夫壟斷的圍棋，開始在市民階層中發展起來，並湧現出了一批“裏巷小人”的棋手。他們通過頻繁的民間比賽活動，使得圍棋遊藝更進一步得到了普及。
隨著圍棋遊藝活動的興盛，一些民間棋藝家編撰的圍棋譜也大量湧現，如《適情錄》、《石室仙機》、《三才圖會棋譜》、《仙機武庫》及《弈史》、《弈問》等20餘種明版本圍棋譜，都是現存的頗有價值的著述，從中可以窺見當時圍棋技藝及理論高度發展的情況。
滿族統治者對漢族文化的吸收與提倡，也使圍棋遊藝活動在清代得到了高度發展，名手輩出，棋苑空前繁盛。清初，已有一批各手，以過百齡、盛大有、吳瑞澄等為最。尤其是過百齡所著《四子譜》二卷，變化明代舊譜之看法，詳加推闡以盡其意，成為傑作。
清康熙末到嘉慶初，弈學更盛，棋壇湧現出了一大批名家。其中梁魏今、程蘭如、範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稱為“四大家”。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風奇巧多變，使其後的施襄夏和範西屏受益良多。施、範二人皆浙江海寧人，並同於少年成名，人稱“海昌二妙”。據說在施襄夏30歲、範西屏31歲時，二人對弈於當湖，經過10局交戰，勝負相當。“當湖十局”下得驚心動魄，成為流傳千古的精妙之作。施襄夏著有《弈理指歸》，範西屏作有《桃花泉弈譜》，這二部著述至今仍是圍棋理論的重要著作。
範、施之後，棋壇上又出現了“十八國手”，然棋藝水平皆不如範、施。清朝末年，政治腐敗，經濟落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圍棋活動亦一蹶不振。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流行了4000餘年的中國圍棋遊藝才始又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