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鄭州車站候車的時候，我又聽見熟悉的鄉音。我循聲尋去，萍水相逢，那是一位溫州宜山青年，眉開眼笑。他告訴我，他從溫州帶來一批睛綸衫，在鄭州一售而空——因為每件才一兩元錢，怎不“搶手”？
“這麼便宜，是走私貨？”我問。
“不，不，現在溫州幹走私的人已經很少。”他說，“我們的晴綸衫是用上海化纖廠的邊角料織的。原料便宜，睛綸衫也就便宜，當然好銷；在我們宜山，有4000人在采購晴綸衫下腳料，3萬多台織機在織晴綸衫，6000多人當晴綸衫的推銷員。”
溫州在變化。溫州人在變化。在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改革浪潮中，“溫州模式”聞名全國。小小溫州，把自己的觸角伸向全國各地。這座隻有50萬人口的城市，加上所屬的9個縣也不過600多萬人口，卻擁有10萬供銷員，活躍在除台灣之外的每一個省市！就連新疆、黑龍江和香港也都有溫州供銷員的足跡。
雖說我生在溫州，長在溫州，但是自從17歲時考上北京大學以後，就離開了故鄉，隻是去探望母親時在那裏小住數日。1982年年初，我把母親接來上海，就很久沒有去過溫州。然而，就在這幾年間，溫州巨變。1987年我終於決定回去看看……
溫州，大起大落、命運乖戾
雙體船犁開東海千頃浪，向南，向南，朝著溫州駛去。
溫州，鑲在浙江東南部海濱的一顆明珠，是我國14個沿海開放港口城市之一。說實在的，在經濟上如生龍活虎一般的溫州，卻是個交通頗為閉塞的地方：當時的溫州沒有一寸鐵路，飛機場尚未造好，從上海到溫州隻能借助海上通道，坐船要花24小時。
往日，頭等艙裏總是坐著頭發花白的首長。如今，裏麵傳出20多歲的溫州個體戶的笑聲。在三等艙裏，倒常常聽見普通話，一間一間全被各式各樣的“考察團”、“訪問團”、“代表團”包去。內蒙的、廣西的、報社的、電視台的、社會科學院的、民主黨派的……人們湧往溫州，想親眼見一見“溫州模式”是什麼模樣。“人怕出名豬怕壯”，溫州的名聲太大，招來的“代表團”太多，以致國務院辦公廳不得不在1986年12月向全國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嚴格控製去溫州參觀的人數和批次”。
我漫步在甲板上，望著一群群從舷邊掠去的海鷗，陷入對故鄉的沉思……
哦，溫州，“50年代是前線，60年代是火線，70年代是短線，80年代站在改革第一線”！
我記得，50年代，當我在溫州上小學、中學的時候，老師的講課聲常被空襲警報聲所打斷。蔣介石的飛機不時掠過溫州上空。正因為溫州處於東海前線，所以當時的溫州市不準備大發展，沒有新建大工廠、新辦大企業。
我記得，60年代，在“文革”之火蔓延之際，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多次對溫州問題作“批示”，導致溫州兩大派火拚，成為聞名全國的“武鬥典型”。好幾個月，溫州郵電不通，收不到家信。我曾回到溫州，見到市中心的大樓被燒成廢墟。來到鬆台山，看到許多因武鬥而死所建的“烈士”墓。在武鬥中，溫州死了1000多人！
我記得，1974年，當我回到溫州，市麵蕭條，物資短缺，就連煤球也成了緊張物資。溫州，溫暖之州，魚米之鄉，一時間仿佛成了窮鄉僻壤！
當然，我也記得：
在50年代，全國第一個響亮地提出“包產到戶”的，是溫州；
在60年代初那“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溫州是全國自由市場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每逢暑假，我從北大回家，有著明顯的比較——在北京幾乎見不到自由市場，上海有一些，而溫州街頭則幾步一個！
在“文革”中，溫州曾被作為“資本主義複辟”的典型進行批判。那時候的報紙說，“溫州已是資本主義世界，那裏隻差一麵青天白日旗了！”
溫州，大起大落，命運乘戾的故鄉，在不同的時代充當過不同的“典型”。溫州是棱角鮮明的。時而“正麵典型”，時而“反麵典型”，不論給溫州塗上什麼油彩，溫州還是溫州！大抵是充當過各種“典型”的緣故，溫州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了跟它規模相當的同輩城市。
溫州，今日溫州，到底算是什麼“模式”，究竟算是什麼“典型”？
“瑞新”號雙體船從東海駛入黃濁的甌江，東西各矗一塔的江中小島——江心嶼已經遙遙在望。哦，溫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