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考生之中，成績名列第一的，便是彭文應！當時，他隻有13歲。
彭文應是江西省安福縣南鄉西邊村人，生於1904年6月27日，別名爵緣。父親彭敬之是個老秀才，安福縣立小學的國語教師。
羅隆基和王造時也是安福人，都是彭敬之的學生，也都考入清華大學——羅隆基早於彭文應，王造時晚於彭文應。他們三人，被譽為“安福三傑”，又稱“安福三才子”。
在清華學校，彭文應溫文爾雅，講話細聲細氣，得了個綽號叫“young lady”（少婦）。
1925年，彭文應赴美留學，攻讀政治學。他與高士基同入威斯康辛大學，高士其學化學。他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
1932年，彭文應學成回國，在上海擔任上海法學院及光華大學教授。
彭文應早在清華求學時，思想就傾向進步，擅長寫作政論。他擔任了清華周刊總編輯、學生評議部長。
回國後，他和羅隆基、王造時同在上海，政治見解相近，這三支“安福筆杆子”便聯合起來。王造時主編了《主張與批評》、《自由言論》雜誌，彭文應、羅隆基成了主要撰稿者。
早在彭文應1932年剛回國時寫的文章裏，他的政治主張已很明確。他在《主張與批評》第四期，發表了《社會主義之路比較可通》一文，一開頭便說：
“目前的中國，的確站在十字街的中心。你看——前，後、左、右、都是道路。在我們的右邊是資本主義之路，在我們的左邊是共產主義之路，在我們的後邊是封建主義之路。
“在目前的中國。‘向右轉’是走不通的。“向左轉’也是走不通的。至於‘向後轉’、‘開倒車’更不可能了。
“那麼，什麼是我們的道路？目前整個民族似乎是到了盡頭，大家覺得無路可走，大家都在消極失望之中。其實我們沒有走到盡頭。在我們的前麵擺著一條大路，這條大路便是社會主義之路。
“什麼是社會主義之路？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取得中國之獨立統一，將全國的生產工具，放在民主的政府之下，由國家所有、經營並支配，以謀全體國民的幸福——這便是社會主義之路。我相信社會主義之路是今後中國的出路。”
他在文章中列舉了社會主義之路可通的四條理由：
“第一，社會主義是最公平的製度”；
“第二，社會主義可以消滅階級的衝突，建設安定的秩序”；
“第三，社會主義可以促進生產”；
“第四，社會主義可以聯合全國，抵抗外侮”。
最後，他熱情地為之鼓與呼：
“我們不能永遠站在十字路口，我們必須一致前進。四萬萬中國人！我們大家攜手一致，向前麵社會主義之路‘開步走’！”
重讀這篇半個多世紀前的文章，這位政治學碩士的政見，迄今仍是閃耀著真理的光輝。他早在1932年便如此鮮明、強烈主張中國應當走社會主義之路，難道到了1957年反而成了“反社會主義”？那個口口聲聲“質問彭文應”的張春橋，不是一再說彭文應“反社會主義”是“有言論有行動可查的”嗎？
彭文應對待共產黨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
同樣“有言論可查”！
彭文應在1933年4月15日《自由言論》一卷六期的《剿民乎？剿匪乎？》一文中，愛憎是那樣的分明：
“先剿匪，後抗日，這是兩年來政府堅決不變的政策。國可亡，地可失，日本可以放過，帝國主義可以攜手，但是共產黨必須鏟除，政敵必須消滅。這又是兩年來政府始終如一的態度。……
“‘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先剿匪’，剿匪即成為當今的先決問題，且讓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剿匪問題。
“剿匪，剿匪，剿匪。幾年來傾政府的全力，集全國的精銳，調兵數十萬轉戰數百裏。兵力總不可算不厚。飛機，大炮，兵艦，凡是殺人的利器無不用；直搗，橫攻，包圍，封鎖，凡是作戰的方法無不行。器械和方法總不可算不精。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軍長臨陣，總座親征。計劃不可算不周，決心不可算不堅，一次，兩次，三次，一年，兩年，三年。時間不可算不長，機會不可算不多。
“但是結果呢？‘匪區’一天一天加大，‘匪眾’一天一天加多。兩個星期前，政府軍在江西，幾日之間，便損失幾萬人，師長打死好幾個，旅、團、營長陣亡的不計其數。目前蔣委員長雖然在南昌鎮守，但是江西三分之二，已落在紅軍手裏。無論南昌能否保得住，政府的圍剿，一直到現在，不能不算是一大大的失敗。……
“當然，政府所號召的剿匪。匪是人類的公敵。匪難道可以不剿？剿匪又誰能反對？不過我恐怕政府諸公認錯了題目，因此作錯了文。打家劫舍，綁票擄人，鼠竊狗偷，這是普通的盜匪。如果三五成群，國家自可用軍隊或警察去捉捕剿滅。……
“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並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竊，租界擄人的綁匪，貪贓枉法的貪官，賣國失地的國賊。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乃是信仰馬克思、服膺列寧的青年，讚成土地公有、產業國營、打倒帝國主義的一部分人民，和無數窮苦無告、無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農、失業同胞。……”
彭文應“反共”嗎？麵對國民黨反動政府帶血的刺刀，敢於白紙黑字。發表如此“親共”言論，冒著戴上“紅帽子”、“腦袋搬家”的危險，確實是要有一股正義之感和過人之勇。他有“言論”，也有“行動”。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營救“七君子”活動，和宋慶齡他一起前往蘇州監獄探望“七君子”，他擔任“上海市各界救國會常務理事”……直至擔任上海市民盟地下支部主任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的盟友、戰友、諍友。
然而，曆史被顛倒的：當年的“左派”，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當年張春橋化名“狄克”，攻擊魯迅，卻在1957年成了“左派”。
不久前，中央領導同誌指出：“過去的革命派，現在也是革命派，將來還是革命派。”這句話冰釋了曆史的誤會，糾正了1957年直至“文革”的“左”的傾向。
可惜，彭文應已經無法聽見這樣振聾發聵的話音……
愛子痛逝萬分孤寂
1961年12月20日。
已經從北京分配到上海工作的彭文應長子彭誌一，接到上海師範學院打來的告急電話，頓時臉色蒼白。
他連忙趕回家中，強裝鎮靜，對父親說：“上海師院來電話，弟弟病了，我們去看看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