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迫害致死，年僅44歲！
她留下6個孩子，最大的隻有19歲，最小的隻有8歲！
她的死，家裏像倒了頂梁柱：丈夫終日受批挨鬥，顧不上家；母親年邁，行動艱難；長女和長子在北京上大學，家中最大的孩子，隻有15歲……
她，撇下一家，獨自長眠於上海徐家彙徐長橋的江西公墓。
就在彭文應一家心似刀絞之際，家門口不時響起小孩子有節奏的起哄聲：“右派、分子、彭文、應——右派、分子、彭文、應——”
聲聲入耳，心驚肉跳！
那時候，他們一家住在上海南昌路一幢闊綽的花園洋房，樓上、樓下，一層二十多平方米。自從報上不斷點名，彭文應也成了那一帶居民無人不知的“知名人士”。年幼無知的弄堂小孩，也朝彭文應“開火”了！
就連他的小女兒到小人書攤租連環畫，一分錢租一本，租借時要留地址。攤主一看，睥睨道：“哼！大右派的女兒！”從此，他的小女兒再也不敢光顧那個小人書攤，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創傷。
他的二女兒，才13歲，蒙受了莫大的精神刺激後，夜夜惡夢，不能安眠。小小年紀，得了失眠症，竟吃起安眠藥來了。
他15歲的次子，性格內向，把憂患鬱積於心頭，後來釀成大禍……
世上萬物，秉性各異：“蛇入竹筒，曲性難改”，而鬆青竹剛，白璧無瑕。
他明知自己因直言致禍，麵對巨大的政治壓力，麵對家庭的各種的不幸，他仍直道而行，不知轉彎抹角。
雖然一連領教了15次大小會批鬥，他不低頭，不彎腰，一再申辯。就在妻子含冤故世的翌日，他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談會上，還錚錚如斯言：
“從五次圍剿時，我就開始擁護共產黨了。……幾十年沒有做過一件反黨的事情，相反，我是為黨為人民做事。”
他敞開心扉，坦然而道：
“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兒女擔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8月20日，他又在上海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上，打如下比方：
“譬如反革命分子，他處處找大廈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廈；我也來談這裏有缺點，那裏的窗子破了，我是來為大廈補缺的，為的卻是使大廈更好。”
一位朋友勸他：“你不承認錯誤就算了，不要再去辯論、去上書了。”
他正色說道：“那不行，這是重要的問題，原則問題，一定要講清楚。絕不能把幫助救火的人，說成是趁火打劫，這是完全錯誤的，我一定要講清楚。”
他被打成“右派”，卻拒不“低頭認罪”，不寫一紙檢討。
非常遺憾，由於曆史的誤會，他“幫助救火”，不僅被說成是“趁火打劫”，以至成了“縱火犯”！
1958年4月，他被撤銷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員、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等一切職務。
本來，他作為上海市政協專職常委，每月工資、津貼180元。然而，被撤去職務之後，工資、津貼也一筆勾銷。從此，他成了沒有分文收入的人！此時此刻，他的妻子已經故去。子女均未成人。何況還要贍養長輩！
他怎麼還住得起上海南昌路那每月要付83元房租的花園洋房？趕緊搬！一家老小擠進了上海重慶南路太倉坊9號3樓1間隻有15平方米的房子。
一位負責統戰工作的幹部一次次地勸說彭文應，毫無成效。他不由得感歎起來，對彭文應說：“你們家的門檻都給我踏壞了。隻要你承認下來，寫幾十個字，什麼都解決了，帽子就摘掉了。”
彭文應堅持道：“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成敵人。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沒有錯！”
家裏實在窮得揭不開鍋。女兒跪倒在父親麵前：“爸爸，為了兒女，你就承認一下吧！”
彭文應淚眼汪汪，滿肚子的酸楚、委屈，卻仍不寫那輕而易舉的“幾十個字”！
他直情徑行，我行我素，不願以屈求伸，依草附木。
他深知，一言九鼎，一字千金。不能違心道一言、寫一字！
冷漠。孤苦。潦倒。鬱悶。臉上的皺紋驟然密如蛛網，根根白發悄然爬上雙鬢……
周總理一直記著他
把時間列車倒行，從1957年駛往30年代初。
這裏敘及彭文應與周總理的友情——那是我1985年初在成都拜訪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員、民盟四川省主任委員潘大逵先生時，他出示他所寫的《我們不能忘記彭文應》一文。為真實準確，我摘引潘老的原文如下：
“30年代初文應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相暢敘，忽又有一儀表堂堂身著西裝的不速之客來訪。因見客房裏有陌生人，便留步，隻在過道中和文應之友交頭接耳私語幾句，文應之友便立即匆忙跑進寢室尋找什麼。客房的門開著，文應和站在過道中的西裝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換眼神，但因未經介紹，西裝客人麵容又極嚴肅，相互都未招呼，當然更說不上交談了。約過一、二分鍾，文應之友複急步回到客房，對文應說道：這位來客現有燃眉之急，自己身邊的錢和鑰匙，不巧都被太太帶著上街去了，問文應身上有沒有錢。文應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點就馬上拿出去交給候在過道上的西裝客人。這位客人未再說話，也未問一數，接過手後一麵把錢放入上衣裏麵的口袋，一麵向解囊者注目點頭，便匆匆走了。文應之友送客轉來，才對文應說出內情。原來這個西裝客人就是當局正懸重賞緝拿的周恩來，因當天知曉有個地下同誌被捕，如通過關係進行賄賂即可免送警備司令部，而一時手中拮據，所以前來告急求援。文應同誌回憶，錢並不多，約相當於人民幣百元左右，事過之後早經淡忘，周總理不僅未曾忘卻此事，而且還記得文應同誌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總理到上海視察，上海軍管會陳毅同誌特為召開一次座談會，文應應邀出席。會上總理講了話，文應覺得總理似乎特別注意他；又以為也許是主觀幻覺，因自己從未與總理有過聯係接觸。及至散會，總理竟快步趕到文應麵前，口稱“彭先生”，熱情地與之握手。文應正感驚愕，總理已向他回溯了30年代初的這件往事。這時陳老總走近總理身旁，總理特鄭重給陳介紹說，這位彭先生曾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並囑陳老總要記住這個朋友。以後陳老總和文應曾接觸過兩次。陳老總調京時，還與文應話別，誠摯盼望文應以後有機會到京務請通知一下，以便重獲聚談。一次文應赴京開會，與陳老總通了電話，陳老總即請文應至家便飯，飯後暢談甚久，深夜始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