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便衣警察們滿肚子的氣，闖入上海虹口寶發路25弄5號彭宅，抓走了彭文應妻子鄧世瑢的三姨和司機。當時，鄧世瑢剛生下最小的女兒，在月子裏受了驚嚇，埋下病根。彭文應那輛黑色的小轎車，也被國民黨警察掠走，從此不知去向。
三姨鄧世琳，不久前回憶了好些被捕後受到的非人淩辱：
“1949年5月10日，有十幾個特務來抓文應，世瑢剛生小孩，在坐月子，我管事，特務們就把我和小汽車的司機帶走。
“晚上11點，他們用吉普車把我拉到警備司令部第二大隊，馬上審問我：‘彭文應到哪裏去了？你知道有誰到過你們家？’我一個也沒有講。
“他們見我不講，先好言相勸：‘你有孩子，老老實實講，會放你的。’我不講。他們把我拖到受刑室，裏麵有老虎凳、電椅，問我：‘你看見了嗎？人不交代就要槍斃！’
“當時，我隻有二十多歲。他們見我不招，就上刑。把我衣服全剝光，綁起來，用皮鞭抽。一邊抽，一邊問：‘人有幾個同黨？叫什麼名字？你什麼時候參加共產黨？’……
“我不招。後來，穿上衣服，又上刑：每隻手夾四顆子彈，夾在手指之間，然後用布綁緊，揪心地疼痛。我痛暈過去了。十個手指腫得好大（出來後，手指抖了幾個月，年年關節發痛）。我還是不招。
“特務說：‘今天你不講，明天再提審！’那時候，已是半夜三、四點鍾。
“他們把我的戒指、褲帶都收去了，生怕我自殺。
“我被送入一間牢房，裏麵關了26個人，隻我一個是女的，睡在木板上。
“同牢的人，有的被灌過辣椒水，燒過香煙頭。他們知道我沒有招，就對我說：‘明天你也不要招。你一個也不能講，講一個就會抓十個。’
“我關在裏麵，聽說有十幾個人被裝在麻袋裏活埋，其中有黃炎培的兒子黃兢武，也是民盟的。
“我每天哭，不吃飯，又生病，眼看再關下去就會死在裏麵。總算找了兩個保人，保我出來看病。這兩個人認識警備司令部第二大隊隊長。
“特務對我說：‘保你出來，不是放你，是讓看病。兩個星期以後，還要再關進去！’
“我運氣好，就在我出來以後沒幾天，上海解放了……”
三姨受彭文應牽連，在獄中吃盡苦頭。倘若彭文應被捕，他的命運會與黃兢武一樣，被國民黨特務暗害。倘若彭文應的妻子鄧世瑢不坐月子，也會被捕、坐牢，死活難料。
那天彭文應從申江醫院逃出，真是虎口餘生。
彭文應走投無路。雖說他在上海交際甚廣，如“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是他江西同鄉、清華同學，孫大雨也是他清華老友，但這些社會關係是國民黨警察局早已掌握的，無法落腳。
他忽然記起了榮毅仁的姐夫楊通誼。此人是上海廣勤紡織公司常務董事，工商界人士，不大引人注意。1948年初，經他的安排、聯係他和黃炎培、張瀾、羅隆基、史良、葉篤義等民盟負責人曾以祭奠楊父的名義，在楊通誼家開過一次秘密會議。此刻，在他危難之際，想必楊通誼會伸出援助之手。
果真，楊通誼騰出書房，給彭文應落腳。
楊家來往客人，終究雜而多。住了兩夜之後，楊通誼把彭文應送入隔壁外甥女家匿居。
上海郊區已經響起了槍聲。人民解放軍揮戈東進，鐵鉗似的把上海城緊緊圍住。雖說國民黨電台還在吹噓“大上海防務固若金湯”，誰都明白那隻是危如累卵的掩飾之詞。
城內，國民黨警察再度進行大搜捕。
彭文應隱居一家銀行堆存文件的閣樓裏，神不知，鬼不曉。然而，他還時時化裝外出，為迎接上海解放而奔走……
終於，在5月27日，帶著勝利微笑、穿著黃布軍裝的解放軍戰士，踏進大上海。陳毅司令那宏亮的聲音，在上海瑞金路原國民黨勵誌社所在地——三井花園裏響起。
彭文應在街頭舉著小紅旗，跟大家一起歡呼：“解放軍萬歲！”“共產黨萬歲！”
他終於跟妻子、六個孩子團聚。他的心中，對新中國充滿了真誠的希望……
他擔任了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
他被推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務委員。
這位鄉情深厚的“江西老表”，還兼任了上海江西中學校長。
1951年，他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來到朝鮮，他產生了強烈的自豪感：中朝人民並肩戰鬥，居然戰勝了世界頭號強國——美國。
因為他是一個曾在美國度過七年留學生活的人，麵對著被擊落在地、冒著濃煙、漆著US的飛機殘骸，那種興奮、喜悅之情，發自內心深處。
他從朝鮮場回來，逢人便說：“我看到了新中國的力量！”
直言賈禍，妻子喪生
還是回到“階級鬥爭”硝煙彌漫的1957年。
就在7月19月——張春橋在《解放日報》上拋出《質問彭文應》的當天，下午四點，從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病房打來了一個又一個電話，焦急地呼喚著彭文應。
每一次電話，一聽說找彭文應，馬上響起這樣的答話：“現在正在批鬥右派分子彭文應，不能找！”冷冰冰的聲音剛說完，哢嚓一聲，電話就被撂斷了。
彭文應的妻子鄧世瑢，躺在病床上，額上敷著冰袋，人命危險，奄奄一息，口中有氣無力地呼喚著：“文應，文應……”
她，自從解放前夕在月子裏受了國民黨警察的驚號，身體變得異常虛弱，患了嚴重的高血壓和腎髒病。
解放後，她雖然在上海中外貿易掛了個“協理”的空名，卻因病沒有上過一天班。
自從彭文應直言致禍成為“右派分子”，她憂心忡忡，坐立不安，血壓驟然上升。
就在《質問彭文應》赫然出現在《解放日報》上的那天，她頹然倒下。
守在她的身邊的，隻有一老一小——她的小腳的母親，年幼的女兒。
到了下午四點，她病情轉危，說話困難。
女兒急了，一次又一次跑去打電話，想叫父親馬上趕來。
如果彭文應能夠接到電話，隻消十多分鍾，就能趕到妻子病床前，還能聽見她臨終前艱難的呼喚聲：“文應，文應……”
然而，咫尺之近，如同天涯之遙。他與她，結發夫妻，六個子女的父母，竟不能見最後一麵，從此人間地府相別離，真的隔著天涯。
張春橋的《質問彭文應》的發表之日，竟成了她喪生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