諍友
瘋狂的歲月，曆史也被顛倒了。當年張春橋化名“狄克”，攻擊魯迅，卻在1957年成了“左派”；當年的“左派”，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
非常遺憾，由於曆史的誤會，他“幫助救火”，不僅被說成是“趁火打劫”，而且還成了“縱火犯”……
張春橋的《質問彭文應》
1957年7月19日，上海《解放日報》以醒目的地位，刊載了張春橋的化名“常孰”的文章《質問彭文應》，那口氣咄咄逼人：
“彭文應現在改變了戰術。原來他同他的一夥商定了三條錦囊妙計：一、不講話，二、講一點，三、大辯論。認為憑這三條，足以製敵取勝。時局的發展同他們的估計相反，三條妙計失靈，不講話，不行；講一點，藏頭露尾，也無用；大辯論，拿不出貨色，不敢出場。於是改變戰術，說是個別的許講錯了，這是有的，是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說是隻有言論，沒有行動。彭文應說：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兒女負責擔保’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這種提保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嗎？否，這完全是欺騙。
“誰是左派，誰是右派，這是有言論有行動可查的。……”
張春橋以一副“左派”麵目，對彭文應提出了一個又一個質問。張春橋對這篇《質問彭文應》頗為得意，在1958年收入《今朝集》一書，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算是為自己的“反右”豐功記上一筆。
彭文應有“名聲”，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夏天，傳遍全國——他成了“大右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彙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長篇累牘地發表“批判”彭文應的文章。
僅以《解放日報》為例，除了張春橋的《質問》之外，還有：
1957年6月19日，《彭文應有嚴重反黨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機關盟員予以揭發》；
6月22日，《彭文應反黨原形進一步暴露》；
6月30日，《反黨好漢彭文應》；
7月5日，《彭文應借視察尋找火種》；
7月13日，《簡評彭文應的大進軍》；
7月14日，《彭文在浙江南道上說了些什麼》；
7月21日，《彭文應的“太過”與“不及”》；
……短短的三個月內，《解放日報》就發表了近20篇“批判”彭文應的文章。
彭文應到底有哪些“嚴重反黨言行”？放了哪些“火”？
他，中等身材，眉清目秀，耿直爽快，常喜歡用一口濃重的江西話即席發表演講，是即是，非即非，不掩飾，不違心。他的話多，文章多，如同“維吾爾姑娘——辮子多”。他，一點也沒學會張春橋的拐彎抹角、陰陽怪調，他的話總是如同“巷子裏找木頭——直來直去”：“我認為不管新民主或舊民主，隻要有好的地方，就可以吸收過來。例如資本主義民主有‘質詢權’，這是它好的地方，我們很可以加以吸收。”（1956年12月，上海市政協一屆三次會議）
“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克服官僚主義？隻有民主！”（1957年5月，視察時的發言）
“解放以來，我們的新聞宣傳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績，但還有偏差和缺點。……新聞報道的片麵性。報紙上有許多新聞是片麵的報道，報喜不報憂，報好不報壞。目前又滿紙缺點，成績跑光，不見了。現在大家不提‘矛盾世界’，隻提些‘太平世界’。”（1957年5月18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隻打蒼蠅蚊子。”（1956年12月，上海市政協一屆三次會議）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隻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1957年視察工作時的講話）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蘇共二十大後的一次發言）
“黨群關係上所以有‘牆’有‘溝’，原因之一就是幹部政策上存在有用非所學，大材小用小材大用（這一點在黨內相當多），有職無權，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等情況，產生了許多不合理現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損失和群眾不滿，影響了黨群關係。要解決這一矛盾的原則是：量才靈用，因才利用和有職有權。做到賢者在位（政治領導），能者在職（業務領導），賢者要注意加強業務，能者要注意加強政治，以求德才兼備。能勝任挑80斤的人，不要他挑50斤，也不要他挑100斤，國家如此要求，每個人也應該這樣要求自己，否則對國家和自己都不利，如果做到人得其所、事得其人，從國家到個人都要安排妥當，大家的積極性就可以發揮了。”（1957年5月8日，上海市政協預備會小組發言）
……
還可以列舉許多他的話，因為1957年8月2日所印的《右派分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分編為八大類，內容非常“豐富”。
湯恩伯密令立即逮捕他
暫且離開1957年那“反右”風雲，倒撥到1949年5月9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進逼上海，大軍壓境。司令員陳毅半個身子俯在上海地圖上，正在思索著攻取上海的最佳方案。
黎明前，最黑暗。
夜幕中，位於上海鬧市——淮海中路和馬當路交岔口的申江醫院，闖進一群不速之客。醫院院長劉之綱正要發問，便被那群便衣警察逮捕了，險遭活埋。新中國成立後劉之綱曾任江西省衛生廳廳長。
就在警察們上樓搜查病房之際，一個黑影跑出窗口，爬上屋頂悄然匍匐著。
他身在病房，其實沒病，是個避風頭的“假病號”。
此人便是彭文應，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員，名列黑名單之中——因為自1947年10月27日起，民主同盟已被國民黨當局宣布為“非法團體”。1949年5月初，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下達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身為民盟華東執行部主任委員的史良和丈夫陸殿東一起，躲入親友家，而彭文應則匿入“江西老鄉”劉之綱開設的醫院。
警察在病房中，查到了彭文應的那張床。一摸，被窩還是溫熱的。在床頭櫃裏搜出一個公文皮包，內有彭文應印鑒和兩萬美金存折，當即沒收。
警察們東尋西找，不知彭文應去向。折騰了一夜。
天色微明，眼看屋頂上無法棲身，彭文應這才悄悄爬入隔壁的一家時裝店，在店主的幫助下，穿上長袍，化裝逃離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