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先生做人老實，待人誠懇”
——梅荷娣，現改名梅月英，傅家早年的保姆。
唉，真是說來話長，已經過去四、五十年了……
那時候，我才20幾歲。我不是因為家裏窮才出去當保姆，主要是因為跟父母鬧了點別扭，心裏不痛快，想離開家庭。
最初，我到傅家工作了幾個月。那時，傅雷夫婦還沒有孩子。我在傅家燒飯、洗衣，照料傅老太太。
後來，傅雷夫婦搬到劉海粟主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去住，我嫌路遠，沒有去。
過了些日子，傅雷夫人難產，托人請我去照料。那是在生傅聰之前。傅雷夫人懷孕了，傅老太太高興極了，因為傅雷是獨子，傅老太太早就想抱孫子了。當時，傅雷有個老朋友姓胡，在“尚賢堂”醫院當醫生。傅雷夫人分娩時，傅雷把她送到那裏。誰知頭胎難產，胎兒臀位朝外，生下來就死了。傅雷夫婦很傷心，傅老太太尤為傷心。我照料傅雷夫人康複，就回家了。
我第三次到傅家工作，是在1938年3月，那時傅雷已有兩個兒子——傅聰4歲，傅敏不滿周歲。從那時起，我在傅家連續工作了8年多。聽說，生傅聰的時候，再不敢請胡醫生了，而是在廣慈醫院接生的。
那時候，傅雷住在上海巴黎新村4號，一幢三層樓房。底樓是客廳。二樓是臥室，傅雷夫婦住一個房間，我帶兩個孩子住另一個房間。三樓是傅雷書房，那裏非常安靜。
傅雷待人很好，挺熱心。不過，他的脾氣直爽，看見你不對的地方，就當麵向你指出，一點也不含糊，真是“鐵麵無私”。
傅雷教育孩子很嚴格。他秉承母教。聽傅老太太說，她當年教育傅雷也極其嚴格。傅雷小時候很頑皮，念私塾的時候，悄悄在老師背上貼紙頭，貼了一圈哩。老師發覺了，就告訴他的母親。母親狠狠批評了他一頓。其實，傅聰的秉性像傅雷，也挺頑皮、好動。傅敏呢，小時候很聽話。所以，傅聰挨父親批評多。
傅聰開始學鋼琴的時候，由我帶他上雷垣先生家學習。到一位姓李的女老師家也學過。後來，到一個外國人家裏學，路遠，坐公共汽車去。
傅雷對孩子很嚴，其實心底裏是很愛孩子的。他在傅聰身上花費了不少心血。
那時候，傅雷跟周煦良一起辦《新語》雜誌。辦了沒多久，被社會局停辦。傅雷虧了好多錢，並不埋怨朋友。他給黃賓虹辦畫展，也是他貼錢的。他做人老實，待人誠懇，常常吃虧卻不計較。
平常，傅雷穿西裝或者長袍。他怕冷，冬天很早就穿上皮袍了。
傅雷夫婦待我很好。在我離開傅家之後，傅雷夫人和傅敏多次來看望我。
1979年4月，傅雷夫婦追悼會召開的時候，傅敏仍沒有忘記邀請我——盡管那時我離開傅家30多年了。
“傅先生是一個好人”
——周菊娣，傅雷家的保姆，曾與傅雷夫婦共同生活多年。
我是1955年到傅先生家裏當保姆的。當時阿聰已經出門。1956年，阿聰回來過一次。1957年，隻回來住了兩天。阿敏考上大學，在北京。我跟傅先生、傅太太一起生活，一直到1966年他們去世。
傅先生愛清靜，鄰居們不大接觸的。來的朋友，大部分是高級知識分子，多數是在星期天來。傅先生工作很緊張。白天有朋友來，耽誤了時間，他夜裏總想辦法補回來。
傅先生的生活是這樣的：早上8點多起床，吃早點以後，開始工作。中午12點半吃中飯。午休一小時，然後工作。下午4點吃麵包。7點吃晚飯。晚上看書或者工作。
空餘，他喜歡種花、練書法。他愛去古玩市場。他的衣服破了，寧可補補，卻願意花20塊錢買那種古花瓶，真有意思。
傅先生是個正正派派的人，整天隻曉得工作。就是性格急，脾氣大。脾氣發過了，也就沒事了。
傅太太脾氣真好，從來不發火。不過，太太笑話多，做事情常常丟三拉四。我在他們家十幾年，沒有打壞過一樣東西。傅太太常常不小心，把東西碰壞、打壞。傅先生做事情很細致。他們倆好像前世就配搭好了似的。
他們倆的飯量都不大。傅先生愛吃麵包。早點兩三片麵包，下午點心也是三片麵包。
在朋友當中，周煦良來得最多，一星期兩三次。林俊卿每星期五晚上來。劉海粟、唐雲、林風眠，往往春節時來。外賓來過兩次。
在那條裏弄裏，他們家的經濟條件算是差的。他們每月開支有計劃，每月48元夥食費，買什麼東西要記賬。阿敏有了女朋友小×以後，暑假要回家，先生和太太都事先安排在計劃裏。
在傅先生麵前，如果你做錯了事，向他認錯，他一點也不會跟你計較。比如，飯燒焦了，燒爛了，馬上跟他說沒燒好，他也很好說話。
傅先生每天定時去看看信箱，取信，然後在家裏走一圈。他愛抽板煙。早上喝紅茶，下午綠茶。他嫌電話鈴聲太響，就用一塊布把鈴包起來，聲音可以小一些。
對於讀者來信，他差不多都回答的。每天的信很多。
他整天寫東西，手指上有很厚的老繭。
家裏什麼東西放在哪裏，傅先生很有規矩的。特別是書，不可以亂放的。傅太太常常隨手到處放，受到傅先生的批評。
傅先生會騎自行車。遊泳也會。
阿聰走了，他們對那架鋼琴非常愛惜。冷天，琴要包好，裏麵放樟腦丸。
傅先生穿衣服不考究，常穿線呢藍布衣服，不過，總是穿得很整齊，很清爽。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們家是弄堂裏第一家被抄家的。傅先生在自殺前的幾天，曾對我說過：“菊娣，我們要真的分開來了。沒啥了不起，頂多兩條性命！”又有一次，對我說：“大不了兩條性命！”我聽了，不知道什麼意思。後來，傅先生、傅太太一起去了，我想起來這兩句話才知道他們早就作了打算的。
傅先生、傅太太去世以後，我仍給他們看房子，在那裏住了一個多月。我一個人住，真有點害怕。
後來，他們家被封了，我才搬回自己家去住。
傅先生是一個好人。好人死得那麼慘，真叫我痛心。
雖然傅先生、傅太太死了，每年清明，我總是去祭他們，盡我的一點心意。
我們有著“患難之交”
——吳祖強，作曲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
傅聰跟我，可以說是“患難之交”。1958年，他在波蘭留學，我在蘇聯留學。他的父親被錯劃“右派”，我呢，哥哥吳祖光被錯劃“右派”。當時，留學生集中學習，受“批判”的有三個人，其中兩人便是他和我。集中學習時，我們都住在北京文化部招待所，住在一起，真的成了“患難朋友”。整來整去，整不出什麼“小集團”，也就算了。於是，他回波蘭，我回莫斯科。
他從波蘭出走之後，我們失去了聯係。一晃20年。
1978年11月，我率中國藝術教育代表團去英國。還沒有出發，我就預料到傅聰會來找我——因為我們有過“患難之交”，他對我是有感情的。領導上也估計到這一點。所以，出國之前，就對傅聰問題作了研究。
果真，我一到倫敦，他就托人轉告，很想見一見。不過，很不巧，他去瑞士演出。他希望回來之後，能夠見到我。
他一回來，就急著給我打電話，一次次地打。那時候，我的活動日程排得滿滿的，總是在外邊參觀、出席會議。他老找不到我。一天夜裏，十點多了，我剛剛回到旅館，電話鈴響了。他一聽是我的聲音，高興極了，說馬上就來。
果真，半小時以後，他來了，穿著中式棉襖，還是過去那樣子。我們20年未見麵，我的頭發都白啦。
傅聰顯得非常激動。他說：“你是我20年來第一個見到的國內來的老朋友。”
那天晚上，我們一口氣談了一個多小時。已經是深夜12點了。他考慮到我第二天早上還有活動，就告辭了。那時候已經沒有公共汽車了，我問他怎麼回去。他這才說，他有小汽車，不過，他不會開車，是妻子卓一龍開的。她在車裏等他。
就這樣，我在倫敦的日子裏，隻要夜裏有一點空，他就來看我，來過好多次。每一次談話，總是由我向他介紹國內情況，他則向我介紹自己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