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23位親友談傅雷一家
“同是天涯淪落人”
——雷垣，即《傅雷家書》中多處提到的“雷伯伯”，安徽師範大學數學係係主任、教授。
我和傅雷是上海大同大學附中的同學。
我學理科，他學文科，本來不認識。不過，我也喜歡國文。有一次寫作文，我寫了自己的身世。後來，這篇作文被貼到牆報上去，傅雷看見了，便來找我。他說，他看了作文，很受感動，因為跟他的身世差不多。
我小時候，父母便死了。傅雷小時候，父親受冤屈，被捕入獄。他母親好不容易把父親救出獄，剛出來不久，他父親就死了。這時傅雷才4歲。這樣的身世，使傅雷養成憤世嫉俗的、高傲的性格。
傅雷對我說：“同是天涯淪落人。”就這樣，我們認識了，以至結為知己。本來，文科學生和理科學生是分開住的，他卻搬來跟我同住一屋。我們很合得來。不過，有時彼此對一些問題見解不同，也會吵起來。傅雷脾氣急躁，常會臉紅耳赤。吵過之後，第二天，他會來道歉，說自己脾氣不好。我很喜歡他的直率，也從不計較他的脾氣。
暑假裏，我到過他的老家——在上海南彙縣周浦鎮。房子不算大，三、四間平房，有個小院子。我見過他的母親，個子瘦小，黑裙、短褂、白頭發。她對傅雷管教甚嚴。那時候，傅雷常參加學生運動，母親隻他這麼一個兒子，怕他出事，不讓他參加。有一次，聽說租界的巡捕房要抓進步學生，他母親就把他領回鄉下去。從此，傅雷離開了大同附中。
後來，他到法國留學去了，我們就分手了。我們仍常常通信。
傅雷喜歡美術，我喜歡音樂。1931年我從大同畢業，又去念音樂學院。我跟丁善德、賀綠汀還是同學呢。
1935年，我到美國學數學。1939年回來，在滬江、大同、複旦等大學教數學。當時，我住在上海紹興路，離傅雷家不遠，交往相當密切。
那時候，傅雷已經有兩個孩子，大的傅聰，小的傅敏。
起初，傅雷讓我教傅聰學英語。後來，發覺傅聰喜歡音樂，耳朵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鋼琴上隨便按一個鍵，傅聰沒有看我按什麼鍵，卻能說出是什麼音，這叫“絕對音高”。一般人經過多年訓練，才能分辨絕對音高。傅聰那麼小，就能分辨，說明他有音樂天資。
於是，傅雷要我教傅聰彈鋼琴。那時候，傅家還沒有鋼琴，就叫保姆送他上我家學，每星期教一次。
傅聰進步很快。可是，他們家沒琴，傅聰回家沒法練習。傅雷問我，這孩子學琴有前途嗎？
我說有前途。於是，傅雷夫婦經過商量，下決心給傅聰買了鋼琴。當時，鋼琴很貴，傅雷家也不算太寬裕，能夠下決心給一個7歲的孩子買鋼琴，是很不容易的。
傅聰的樂感很強。學了一兩年，他就能在琴上彈出他自己創作的曲子。
教了三年，教不了啦。因為傅聰琴藝進步飛快，而我又畢竟是數學教授，不是鋼琴教授。於是，我讓傅雷“另請高明”。
在我的印象中，傅聰小時候容易激動，愛哭，跟傅雷的脾氣很像。傅敏比較沉著，不大哭。後來，傅敏喜歡小提琴，也曾跟我學了一陣子。
解放後，傅聰在波蘭獲獎，曾把獲獎時的照片送給我。我把這張照片一直放在我的鋼琴上。
在“文革”中，這張照片成了我的“罪狀”之一。現在，照片也不知去向。
“天馬行空，無所顧忌”
——朱人秀，即《傅雷家書》中提到的“天舅舅”。他是傅雷妻子朱梅馥的胞兄。1949年前，他從事中共地下工作。1949年後，擔任上海某局領導。
我跟傅雷從小就認識。我家在上海南彙縣城，他家在南彙縣周浦鎮。傅雷的母親，是朱家的表親。傅雷母親的娘家，跟我們家是鄰居，常來常往。所以，傅雷跟我妹妹朱梅馥，可以說是青梅竹馬。朱梅馥生於1913年，比傅雷小5歲。他們結婚的介紹人，是我叔父。
朱梅馥是晏摩氏女校畢業的。這所學校在上海閘北寶興路，是一所教會學校。在學校裏，她學過英語，也學會了彈鋼琴，隻是琴藝一般罷了。
傅雷小時候在家念四書五經。後來，曾到上海徐彙公學念書，那也是教會學校，要念《聖經》。傅雷對念《聖經》很反感，被開除。於是，考入大同大學附中。
傅雷的性格剛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講，看不慣的，就合不來。後來，他選擇閉門譯書為職業，恐怕就是這樣的原因。
傅雷對教育傅聰，是很花費心血的。他對兒子管教很嚴。傅聰呢？小時候很聰明，總是不滿足於家裏的小天地。所以傅雷一出門，他就溜出去玩。
有時候，傅聰彈琴，把小說放在琴上，彈著，彈著，走調了。傅雷聽見，就從樓上下來了。
傅雷不會畫畫，可是對畫很有研究；他不會彈琴，卻對音樂很內行。他對傅聰彈琴的指法、速度、力度、節奏，都很注意，都能提出意見。他是一個具有很高藝術修養、文學修養和道德修養的人。
傅雷是研究外國文學的，但是他對中國古典文學也有很深的造詣。他把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親自教給了傅聰。
傅雷被錯劃為“右派”，加上傅聰出走，他內心很苦悶。組織上要我多去關心他，所以我常去看望他，把黨的方針政策以及外國的形勢，都講給他聽。
有一次，我去看他，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說希望能與傅聰保持通信。
在當時，他們父子，一個是“右派分子”，一個有著“叛國”罪名，會不會準許他們之間通信呢？我向組織上反映了傅雷的要求。後來，得到了組織上的同意，於是傅雷父子之間又開始通信。傅雷在給傅聰的信中，講為人之道，講愛國之情，講藝術修養。傅雷寫的信，都叫妻子抄下、留底，可惜在“文革”中被抄掉了。
朱梅馥跟傅雷結婚以後，沒有參加過社會上的工作，一直在家幫助傅雷操持家務，抄寫文稿。
傅聰出走以後，在英國，台灣方麵多次派人邀請他去台灣。傅聰的態度很堅決，一概拒絕，他實行“三不”：“不接見、不表態、不去台。”
傅雷夫婦在“文革”中蒙受冤屈，雙雙自殺。我接到電話趕去，公安局已在那裏驗屍了。他們的後事，是我料理的。
1979年，我聽說傅聰要回來，非常高興。我到機場去接他。不巧，那天有霧，飛機晚點。傅聰終於平安地到達了。我把他接到家裏。他那次在上海逗留了4天，住在我家。我們一起談別後的經曆，非常興奮。傅聰的本性是“天馬行空，無所顧忌”，很直爽，無所不談。
後來，他每一次回來，我們都很高興地敘談。我是看著他長大的嗬！
他，不得不孤芳自賞
——周煦良，即《傅雷家書》中提到的“周伯伯”。曾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華東師範大學外語係係主任、教授。1984年1月22日去世。
我是在上海大同大學附中念書的時候，認識傅雷的。我比他高幾班。在“大同風潮”中，他是學生中的頭兒。當時，曾傳說他是共產黨，是他的母親把他拉回鄉下去的。
我跟傅雷接觸較多的時候，是在1945年。我們倆合編《新語》半月刊，編輯隻有我們兩人。
當時，我家在揚州，我單身在上海，他就邀我住到上海巴黎新村他的家中。我們朝夕相處了半年。
那時候，傅聰每天彈琴。有一次，傅聰的琴聲傳來，傅雷很得意地對我說：“聽，這是小家夥自己編的曲子！”
1947年，我離開上海，到武昌大學任教。他後來也離開上海到昆明去了。
新中國成立後，他住在上海江蘇路，我住在江蘇路華山路口，兩家很近，過從甚密。傅雷好客，朋友們常在他家聚會。柯靈、林俊卿都常去。傅雷讓傅聰彈琴給我們聽。我不懂外國音樂，連簡譜也不識。我聽那些“無標題音樂”，隻好憑自己的想象力去理解，給我的印象是，傅聰的琴聲如小橋流水。傅雷教子，非常耐心，可以說是無微不至。
1957年，我差一點被劃為“右派”。據說原先的“右派分子”名單上有我，最後被上海市委一位領導圈掉了。
傅雷被錯劃成“右派”。我深知他是一個浪漫氣息很重的人、感情用事的人、不是很沉著的人（子肖其父，傅聰也是這樣的人）。他很正直。我怕他受不了刺激，怕他會自殺，就常去看望他，跟他聊天。
我喜歡京戲。有一次，硬是拉傅雷去看新豔秋的戲。回來的時候，傅雷說他對京戲實在沒有多大興趣。偶然看到櫥窗裏的字畫，傅雷卻很有興趣地評論了一番，批評某些書法“沒有中鋒”。
我想，既然他對書法感興趣，就“投其所好”，借各種字帖給他練字，給他解悶，分散他的注意力。傅雷這個人，做事情很認真。沒想到，他練書法，鑽進去了，給他練成功了；而我呢，卻沒有學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