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看到傅聰入迷一般的練琴。一彈，就是好幾個小時，有一次，家裏要吃飯，幾次喊他，都不肯放下琴。等他來吃飯，家裏人都快吃完了。
天才出於勤奮。我看，這句話對傅聰很適用。
1953年，我參加中國藝術團出國，傅聰同行。傅雷說，把傅聰交給我了。一路上，我盡量照料傅聰。還有周廣仁，也照料他。我唱歌時，周廣仁伴琴。有一次，讓傅聰試試，嗬，他彈得倒不錯，不過，我唱我的，他彈他的。因為他彈慣獨奏，不懂得伴奏要跟歌唱家合拍才行。慢慢的，他也摸著伴琴的門道。
1954年，傅聰在波蘭獲獎了。傅雷很高興。他常常自稱是傅聰的“輔導員”。公平地說，確確實實，他是傅聰的“輔導員”。傅聰能有今天，跟傅雷的培養、愛護、教育是分不開的。
傅聰的琴聲富有詩意
——周廣仁，女鋼琴家，中央音樂學院鋼琴係副係主任、教授。
我小時候跟梅·百器學鋼琴，傅聰也在他那裏學，所以我們可以算是“同學”。不過，那時候，我們隻是彼此認識，沒有多少來往。
1953年，到羅馬尼亞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那裏傅聰、史大正和我在獨奏組，我是組長。我們共同相處了三個來月。我比他大6歲，把他作為弟弟看待。
傅聰的樂感極強，他的演奏以此取勝。他喜歡彈抒情的曲子，彈得很有感情。他很喜歡肖邦。他說，家裏的唱片，肖邦的最多。
那陣子，他的演奏風格跟現在不同，很浪漫，很熱情。
他練琴確實很刻苦，一天要練好幾個小時。有一次，琴房不夠用，他就跑到一個像倉庫一樣的地方練。還有一次，要他演奏一支曲子，他從未演奏過，花了一個星期練習，就突擊出來了，正式演出。
他的琴聲富有詩意。這是他的特點。觀眾常常被他琴聲中的詩意吸引住。
平常，他不愛聊天。全部精力用在音樂中。閑暇時，愛看看他父親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他還說，《紅樓夢》他看過5遍。
那時候，羅馬尼亞給我們包了專列。我們住在火車裏。火車開到哪個城市，就在哪個城市演出，吃、住都在火車上，不住旅館。
那次，是傅聰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出國。他對我說，這次出國，很受教育，政治上受到很大教育。過去在家裏隻管彈琴，這次開了眼界，很開心。
我發覺，傅聰的自學能力極強。另外，他的中國古典文學底子很厚，常愛引用中國古詩。在生活上，他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到了波蘭演出，波蘭文化部負責接待的老太太，非常喜歡傅聰，要認他為兒子，邀請他到波蘭學習。後來，傅聰真的到波蘭學習。
傅聰的十歲生日
——丁善德，作曲家、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
傅聰十歲生日，我還記得很清楚。
他生日前兩天，就通知我，到時邀請“小朋友”上他家去玩。所謂“小朋友”，就是一起學鋼琴的孩子們。我女兒丁柬諾，也是“小朋友”。他還邀請我去。
那天，我帶女兒丁柬諾去了。來了十來個“小朋友”。“小朋友”彈一個曲子，然後傅聰彈一個曲子。接下去，換一個“小朋友”彈，然後又是傅聰彈。最後，由我講評。玩了一個下午，吃大蛋糕，很愉快。那時候，我就發覺，傅聰彈琴的水平，比他的“小朋友”們高。他的生日，變成了一次“家庭音樂會”。
傅雷平時很少出去活動。1957年，他應邀去京出席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海去了30多人，我也去了。那時候，傅雷非常活躍，談鋒很健。聽了毛主席的講話，他很欽佩，說毛主席的講話很風趣，結束語也很妙。
反右開始以後，他受到了“批判”，從此閉門不出。
傅聰對祖國是很有感情的。這幾年一次一次地回國，做了許多工作。我記得，最初，他在上海音樂學院演出。當時是內部演出，不見報的。許多人聞訊趕來。來的人實在太多，隻好改在大禮堂演出。他不論演出、教學，都是非常認真的。
“1953年正月的事”
——毛楚恩，小提琴演奏家。
傅雷對傅聰管教很嚴。有時候也過於嚴格了點。
《傅雷家書》第一頁第一段，就很坦率地寫了這麼一件事：“……老想到53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責備簡直消釋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這些念頭整整一天沒離開過我的頭腦，隻是不敢向媽媽說。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寧！真的，巴爾紮克說得好：有些罪過隻能補贖，不能洗刷！”
這“53年正月的事”，是怎麼回事呢？
那天，傅聰約了幾個“小朋友”，其中有顧聖嬰、牛恩德、汪酉三的妹妹汪蓉生在家裏彈琴，彼此觀摩。
傅雷在一旁聽。“小朋友”們走後，傅雷很生氣地對傅聰說：你彈得不好，在“小朋友”當中很丟臉，你學習不認真。
傅聰不服氣。於是，父子倆就吵開來了。
傅聰一氣之下，從家裏出走了，來到我家住。當時，我家很大，有三個房間，有客廳，客廳裏有鋼琴。
起初，傅雷夫婦不知道傅聰上哪兒去了，非常著急。傅雷夫人連夜找傅聰，找了兩三家，也沒找到。最後，找到我家裏來。傅聰不願意回家。傅雷夫人見他住在我家，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傅雷夫人又來，送來傅聰生活費，並把傅雷的話轉告傅聰：“你不在家裏住，可以。生活費我可以給你。不過，你在毛伯伯家，照樣要練琴，一點都不能放鬆！”
在我們家，盡管沒有父親監督，傅聰還是堅持每天練琴。一早起來，就練。他很有意思，一邊彈，有時還一邊唱。有些曲子，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傅雷夫人常常來，給傅聰送來吃的東西。傅雷沒來，他還在生氣呢。
大約過了三個星期到一個月光景，傅雷的火氣慢慢消了，托夫人傳話，希望傅聰回家。傅聰呢？日子久了，氣也消了，也想家了。
於是，一天晚上，八、九點鍾光景，傅雷夫人拿了手電筒，接傅聰回去。
這場風波，就是“53年正月的事”。
後來，傅聰第一次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出。我是該團小提琴手。傅雷關照我：“阿聰排練有什麼毛病，請不必客氣，隨時給他指出。”
我發覺，阿聰的節奏不好。指揮也說：“傅聰的節奏不容易捉得牢（上海話，意即抓不住）。”
我把這意見告訴傅雷。很快的，傅聰就注意這一問題了。
傅聰說：“父親是我最好的老師”
——吳樂懿，女鋼琴家，上海音樂學院鋼琴係係主任、教授。
傅聰曾說：“父親是我最好的老師。”
確實是那樣。
我第一次見到傅聰，是在李惠芳家裏，他在她家學鋼琴。那時候，他還很小。他學琴很用功。
他的父親對他的影響很大，促使他在藝術上成熟、成功。
《傅雷家書》是一本很好的書。從書中可以看出，傅雷在傅聰身上，花費了多少心血。在“文革”中，紅衛兵上傅雷家抄家，一看家書的底稿，都看呆了！
傅聰給我的印象很好。他很聰明，有很高的藝術修養。他對朋友和氣、熱情。他一點也沒有“派頭”，很健談。
傅聰很用功。聽說，在英國，朋友們打電話給他，總是別人接的，電話裏傳出琴聲。他從不放鬆自己，每天都很認真地練琴。他精益求精，而且有創造性。
他來到上海音樂學院，給學生上課，常常過了中午12點，他還不覺得，把吃飯都忘了——他沉醉在他的藝術之中。
他穿衣服、吃東西，都很隨便。
傅聰把銅牌摔在地上
——史大正，鋼琴演奏家。著名電影導演史東山之子。
1953年，我跟傅聰一起出國，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傅聰在鋼琴比賽中，得了銅牌——第三名。他把銅牌摔在地上。那一方麵是因為他一心想得金牌，另一方麵是因為評委評獎不公平。
盡管這樣，蘇聯評委、一位女鋼琴家還是讓學生來找我們說，真沒想到，中國人能彈得這麼好！
後來，我又和傅聰一起到波蘭學習。1958年暑假，在留學生的“整風補課”中，傅聰受到了“批判”。然後，又回到波蘭。
傅聰在波蘭，是住在私人家中，租了房子單獨住開的。波蘭的公共汽車很擁擠。傅聰外出，常叫出租車。因為他參加一些演出，有收入。……這些，當時都被看成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我是在1958年10月離開波蘭回國的，他到車站送我。當時，關於他的謠言已很多，說是要他提前回國，要對他……
我回國後不久，聽說傅聰在12月從波蘭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