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底，一天，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領導葉以群來我家，告訴我傅聰出走的消息。他要我上傅雷家，把這一消息轉告他。因為我跟傅雷很熟，由我去，比較合適，可以使這一消息對傅雷的震動會小一點。葉以群再三托我轉告傅雷，“各人做事各人當”，請傅雷放心，不會連累到他的頭上。
我如實去做了。當時，傅雷吃驚的神色，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之中。我說了許多寬慰的話，消除他的顧慮。
傅雷是很愛國的。後來，他通過書信，要傅聰牢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傅聰能有今天，跟傅雷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當然，傅雷是一個孤芳自賞的人。他被戴上“帽子”，兒子的處境又是那樣，他也隻能采取孤芳自賞的態度。
在“文革”中，由於我家離他家很近，所以很快就得知傅雷夫婦自殺的消息。當時我萬分悲痛，寫下了一首《吊傅雷》：
一街南北過從頻，倉促誰知隔死生。
未必精魂來入夢，擁衾黑坐苦思君。
〔作者注〕我是在周煦良教授重病期間、在上海華東醫院的病房裏采訪他的。當時，他鼻孔中插著氧氣管跟我談話。幾天之後，我收到周教授的一封親筆信，非常認真地作了補充說明。信的全文如下：
永烈同誌：
前天您來向我了解傅雷父子情況，因事前沒有準備，有些可能對您有用的事情卻忘記提了。現補告如下：
傅雷本人並不搞音樂，也不唱歌，也不唱戲，連像我會哼兩句京戲也不行，怎麼想到要兒子學鋼琴呢？原來是這樣：他和林俊卿等（大約在打橋牌之餘）談到音樂時，談及兒童中絕對音感之難得（absolute note！即在鋼琴上隨便挑一隻鍵子，讓對方聽，對方便能說出是哪一個鍵子，亦即不靠音與音的比較就能知道是哪個音），碰巧傅聰在側，當時不過5歲左右，就以他試驗。使在座人吃驚的是，傅聰竟而具有這種絕對音感，而且屢試不爽。於是林俊卿等懂音樂的朋友都慫恿傅雷培養他為鋼琴家。這下麵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至於傅雷家裏為什麼會有一架鋼琴，［作者注：周煦良教授關於鋼琴的回憶，與傅雷其他親友（包括雷垣教授）回憶不一。他們記得鋼琴是後買的。］我想是因為傅聰母親朱梅馥是晏摩氏女校畢業，這個教會女校都要學鋼琴的，畢業生好壞都懂一點，結婚後當然備一架琴。
這件事說明為什麼傅雷那樣全力以赴地抓阿聰的教育，因為既然要培養兒子成為一個藝術家，那就不能培養一個第二流藝術家。特別是解放前，在舊中國，在傅雷留學的巴黎，一個二流藝術家的命運是可悲的。
對於傅敏，傅雷的方針就不同了。雖然同樣抓基礎教育，但並不替傅敏決定大學裏學什麼。
我的吊傅雷的詩重寫一張，讓您製版。
祝好
周煦良
1983.9.12
傅雷的骨氣和傅聰的勇氣
——樓適夷，作家，《傅雷家書》“代序”的作者。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關於傅雷，我在《傅雷家書》的“代序”中，差不多都寫了。
傅雷的性格是很鮮明的。他為人很熱情，高興時可以把什麼都跟你講；如果對你感到討厭的話，會把你當場轟出去！
傅雷的妻子，溫柔賢慧，具有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但她又是晏摩士女校畢業的，接受過近代文化教育，知書識禮。
傅雷夫婦為了培養傅聰，可以說是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傅雷的妻子賣了自己的首飾，給傅聰買了三角鋼琴！
傅聰能有那樣的藝術成就，可以說是家學淵源。傅聰這人是藝術家的氣質，世故不懂。
傅雷很有骨氣。他是不拿工資的，靠稿費生活。他的譯著，絕大部分在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錯劃為“右派”之後，他的譯著不能出版，生活來源斷絕了，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給他預支一點稿費。他就靠這點錢過日子。這時，有人勸他，改個名字，譯著就可以出版。他不同意。他說，要出，仍署“傅雷譯”！
傅聰出走之後，是陳毅同誌同意讓傅雷和傅聰保持通信。陳毅是思想開闊的人，很有魄力。
傅聰出走之後，在國外沒有說過半句對不起祖國的話，始終熱愛自己的祖國。
我覺得，最為難得的是，傅聰在1979年4月有勇氣回來。當時，國外的謠言很多，說傅聰一回國，落到共產黨手中，就甭想再出來。他，還是勇敢地回來了。這充分說明他對祖國、對共產黨是相信的。從那以後，他差不多每年都回來一次，講學、演出、輔導，培養少年鋼琴家……他為祖國做了很多有益的事。
他的弟弟傅敏，自費到英國學習一年，也回來了。他一回來，還是在中學裏教書，群眾關係很密切，這些都是不容易的。要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吃足苦頭的人哪！
傅雷的原則性
——柯靈，在傅雷夫婦的追悼會上，由他致悼詞。這位滿頭白發的老作家、電影家，也是傅雷的好友。
傅雷的脾氣，很多人都說有點怪。其實，他是很有原則性的。
我記得，抗日戰爭期間，上海淪陷了，我在上海編《萬象》。傅雷寄來一篇稿子，內中有一小段是批評上海作家巴金的，我把它刪掉了。傅雷很惱火，要我登報道。他認為這是原則性問題。
後來，他給黃賓虹開畫展，寄來幾篇文章。我覺得這些文章的學術性太強，隻登了一篇。對此，他倒沒有什麼意見。這說明他其實是很通情達理的。一些非原則性的事，他是很好說話的。
還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也很深：
那是在1957年，傅雷受到“批判”。領導上要他作檢查，有人暗示他承認一下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可以過關。他不幹。後來，那人暗示他，說成“實質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也可以。他還是不幹。在這些地方，傅雷很堅持原則的。
柯靈傅雷辦事情很認真。解放前，他住在上海的巴黎新村。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拿出留聲機放唱片給我聽。留聲機有一點雜聲。他就動手修，一直到弄好了，才放給我聽。
他做事情也很仔細。記得在1953年春天，我曾和傅雷夫婦一起到浙江天台山去玩。天台山很高，氣溫低，別人沒帶棉衣，唯有他把棉衣帶去了。登山時，肚子餓了，他就叫夫人把點心拿出來給我吃。他的點心是自己做的，一層黑棗一層狸油，一層層放在白瓷缸裏，事先在家裏蒸得很爛，專為旅行準備的。
在旅行中，有的地方路陡，上去很危險。別人不敢上去，他總是非上去不可。他說，旅行就不能怕驚險，驚險的地方不看就沒意思了。
他還勸我平時吃點葷的。他說，寫作的人，每天進行很劇烈的腦力勞動，一定要吃點葷的。
中國人講究吃素。其實，老是吃素，沒有“長力道”（上海話，意即沒有長遠的力氣）。
傅聰出走以後，陳毅同誌對夏衍說，應當爭取他回來。隻要回來了，沒事。夏衍把我找去，要我把這層意思轉告傅雷。我如實告訴了傅雷，他表示要做好傅聰的工作。
1978年，傅聰找人帶信給傅敏，說“想念北京的藍天”。傅敏馬上把信轉給我看。我給上海有關領導部門寫了很長的信，結果竟沒有回音。那時“左”的思想還很厲害，傅聰的問題一下子還解決不了。
不久，香港《新晚報》約我寫《憶傅雷》。當時，傅雷的冤案尚未平反。我寫好文章，請巴金看過，在北京的《文藝報》和香港《新晚報》上一起發表了。當時，在香港反響很大，認為這是傅聰可以回來的訊號。
“天才出於勤奮”
——林俊卿，即《傅雷家書》中常常提到的“林伯伯”。他是醫學博士、教授，又是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後來，他成為我國嗓音醫學的開拓者，曾任聲樂研究所所長。
我是經雷垣介紹，認識傅雷的。那是在解放前，他住在上海巴黎新村的時候。
我和傅雷認識之後，發覺彼此有許多共同點，都喜歡音樂、美術（我會畫漫畫，解放前發表過許多漫畫作品），都懂外語，所以很談得來。解放後，他搬到江蘇路，跟我家很近，來往更多了。有好幾年，每星期五晚上，我必到他家聊天。如有事不能去，還得打個電話跟他說一聲。仿佛成了慣例。
我是看著傅聰長大的。我曾在楊嘉仁家裏，看到9歲的傅聰去學鋼琴，夾著一大疊樂譜，那樣子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跟他談起樂理來，嗬，小小年紀，頭頭是道，一套一套的。
後來，我把傅聰介紹給我的老師、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的指揮梅·百器。傅聰被他看中了，跟他學琴。
百器的學費是很貴的。傅雷為了培養兒子，花了不少錢。傅聰在百器門下學了三年，獲益匪淺。他得到的是“正宗”鋼琴教育，為他後來的演奏打下很好的基礎。
後來，百器死在上海。傅聰又跟百器夫人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