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喪父，少年喪母，年輕的孔子隻得完全依靠自己獨立謀生。孔子明白，先祖的顯赫，父親的戰功，母親出身曲阜望族，這些固然可以為自己進入社會奠定一定的基礎。但是，要在魯國國都立住腳跟，進一步發展，還得靠自己的努力。多虧母親在世時的苦心教育，使孔子懂得了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特別是早早懂得了學習對人一生的重要性，“吾十有五而誌於學”，小小年紀，孔子就已經立下通過發奮學習來改變自己一生的遠大誌向了。
對於知識，孔子的態度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這才是一個人真心求知的表現。孔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魯國建有祭祀周公的太廟，孔子初進太廟時，對太廟中的一切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總向別人問這問那，好像有問不完的問題。有人對孔子這種強烈的求知欲不理解，於是就說孔子的閑話：“誰說陬邑大夫的兒子懂得禮呢？他進到太廟，每件事都要問別人”，孔子聽說後，一點也不惱火，他說：“這正是合乎禮的做法呀。”
對生活在孔子時代的人來說，想要參與貴族政治並且取得一定地位，就要學會禮、樂、射、禦、書、數這“六藝”，要熟悉並能遵循當時流行的禮儀，懂得音樂，掌握射箭技術，會駕馭馬車，會寫字，會計算，這可以說是當時的六門基本功。孔子是非常善於自學和向別人請教的，他應該是全麵掌握而且精通這六門基本功的。有一些曆史資料，能進一步說明孔子的勤奮、博學。
魯國東南方有一個小國郯國，是魯國的附庸國，按例是要定期來朝見魯君的。魯昭公十七年（前525年），孔子二十七歲時，郯國的當政者郯子又來朝見魯君。宴會上，魯國一個大夫叔孫婼向郯子問起少昊為什麼以鳥作為官名的問題，郯子對此作了詳盡的回答。孔子聞聽後馬上就去向郯子請教有關少昊氏時代職官製度的情況，事後他對別人說：“我聽說‘天子那裏沒有管理這類事情的官員，而這類知識卻在四方蠻夷那裏得到了完整的保留。’現在我相信這是真的。”
孔子在他一生的學習經曆中，有一件很大的事情，那就是他曾到當時周天子的首都雒邑（在今河南省洛陽市）專程學習周禮和查閱一些古文獻，特別是向一位大學問家老子問禮。老子，姓李名聃，人們敬稱他為老聃、老子。老子曾擔任周朝的柱下史，熟悉禮儀典故，當麵向老子請教，這也是孔子夢寐以求的。但是，曲阜到雒邑，遠隔千裏，在當時非常落後的交通條件下要完成這樣的旅程無疑是十分艱巨、辛苦甚至是充滿危險的，加上孔子自身貧困，沒有魯國貴族的支持和資助幾乎是不可能的。幸好當時魯國貴族孟僖子的兒子南宮敬叔師事於孔子，在他的斡旋下，孔子從魯君那裏得到了一輛車、二匹馬和一個跟隨童仆的資助，南宮敬叔自報奮勇地陪同，孔子這才得以成行。據記載，孔子這次雒邑之行的收獲非常大。他向老子請教了很多東西，如出喪的時候遇到日食怎麼辦，小孩子死了該葬到遠處還是近處，國家有喪事的時候不避戰爭對不對，與敵國交戰時已死國王的牌位該帶還是不該帶等等，老子對這些問題都一一作了解答，使孔子獲得許多知識。在孔子告別老子準備啟程返回的時候，老子還結合自己的豐富閱曆再三叮嚀孔子一些應該注意的事情。
與老子的這次會麵，大概給孔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他久久不能忘懷。這段經曆，也就是後人廣為流傳的“孔子問禮老聃”的故事。史學界非常看重孔子見老子這件事的，他們認為，老子和孔子都是中國文化史上極其傑出的人物，他們的會見是燦爛的古代文化史上饒有意義的一頁。“孔子問禮老聃”也是孔子一生的言行禮儀中的縮影。
總之，禮儀是人際關係中的一種藝術，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梁，禮儀是人際關係中必須遵守的一種慣例，一種習慣形式，即在人與人的交往中約定俗成的一種習慣做法。禮儀對規範人們社會行為，協調人際關係，促進人類社會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
【家長裏短說孟子的大智慧】
俗話說：“禮多人不怪”。人際交往，貴在有禮。加強個人禮儀修養，處處注重禮儀，恰能使你在社會交往中左右逢源，無往不利；使你在尊敬他人的同時也贏得他人對你的尊敬，從而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趨融洽，使人們的生存環境更為寬鬆，使人們的交往氣氛更加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