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威王的這一番作為，真可謂是“一鳴驚人”呀！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就在於他的善於納諫，有過則改。
我國曆史上最善於納諫的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627～649在位）是唐高祖李淵的次子，626年他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太子李建成，迫使李淵退位，從而當了皇帝，年號貞觀。
唐太宗即位時，唐朝雖已建立十年，但由於隋煬帝的殘暴統治和嚴重戰亂的破壞，社會經濟凋敝不堪。然而，在唐太宗即位後的不長時間內，社會經濟便得到了恢複和發展。出現了政治比較清明、社會秩序相對穩定、國家逐步強盛的局麵，使貞觀時期成為中國封建曆史上的“盛世”。唐太宗能夠取得這樣大的政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貞觀前期和中期善於納諫。
唐太宗曾說過。我少年時就喜愛弓箭，後來我用弓箭定天下，還不能真正懂得弓箭的好壞；何況天下的事務，我怎麼能都懂得？這說明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承認自己並非一切都懂，無所不能。據此，他清醒地認識到，如果臣下對自己隱惡揚善，一味順從、奉承，“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為了穩固他的統治，唐太宗告誡下屬：“君有違失，臣須直言。”並且也確實采納了不少正確的勸諫。
比如，630年（貞觀四年）唐太宗打算大興土木，興建洛陽乾陽殿。給事中張玄素說，在國家還未恢複元氣的時候，您這樣做的過失比隋煬帝還大，甚至會得到同桀、紂一樣的下場。對如此尖銳的言辭，唐太宗非但沒有動怒，而且接受了意見，下令緩建，還重賞了他。又有一次，唐太宗一氣之下要判處一名偽造資曆的人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堅決反對，認為依法應判處流放。唐太宗受到頂撞，十分生氣，戴胄仍然據理力爭，說：法令是國家取信於天下的憑借，皇帝不能因一時憤怒而殺人。爭辯的結果，唐太宗折服了，並且稱讚戴胄秉公執法。至於以“犯顏直諫”著稱的大臣魏征，更是常常與唐太宗麵諫廷爭，有時言辭激烈，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他也毫不退讓，往往使唐太宗感到難堪，下不了台。不過事後唐太宗能認識到，魏征極力進諫，是為了使自己避免過失。因而先後接受了魏征二百多次批評規勸，還把他比作可以糾正自已過失的一麵鏡子。魏征病死時，唐太宗非常悲傷，痛哭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由於唐太宗鼓勵進諫，而且願意納諫，所以當時的朝臣一般都直言敢諫。大臣裴矩，原是隋煬帝的寵臣，由於隋煬帝殘暴拒諫，他便處處阿諛逢迎，還為隋煬帝出過遠征高麗等一些禍國殃民的主意。但在貞觀時期，同樣是這個裴矩，卻能夠勇於諫爭，他由隋朝的佞臣成為唐朝的淨臣，前後判若兩人。裴矩能有這樣大的變化，根本原因在於唐太宗善幹納諫。
唐太宗李世民從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出發，在比較長的時間內，對臣下的意見能夠認真聽取，擇善而從，甚至有時抑製住皇帝的虛驕心，不計較言辭的冒犯而納諫，這在中國曆代的封建皇帝中是無人可比的。
善於納諫，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比較難。這裏最重要的就是要摘掉“變色眼鏡”，不要在主觀上有意識地分親論疏。隻要符合客觀實際，方法措施可行，就應當采納，並給於進諫者以鼓勵，創造一個有利於進諫的良好環境。否則，就有可能影響進諫者的積極性，因而聽不到真實的情況和合理化的建議。
韓非子在其《說難》中曾經寫過一個故事，說是宋國有位富人，因為天下雨，院牆被淋壞倒塌。他的兒子就說：“如果不修築好，就會有盜賊來偷盜。”他的一位鄰居老頭兒也提出了同樣的忠告。夜晚，富人家果然被盜，丟失了很多財物。這位富人誇他的兒子聰明，卻懷疑鄰居老頭兒。同樣的一句諫言，同樣的一個結果，隻是由於親疏關係的原因，就載上了“變色眼鏡”，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納諫者若持這種態度和思想方法，豈能不冷進諫者的心寒？韓非子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他接著指出秦人繞朝的話是正確的，在晉國被奉為聖人，在秦卻被殺戮，教訓是十分深刻的。從中也可以看到納諫者的胸襟和眼光是何其重要。
【家長裏短說孟子的大智慧】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領導者善不善於集思廣益接納基層群眾和領導人員建議，是決定一倍領導人是否會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時這也決定作為領導人會不會達到他一生領導事業的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