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譯文】
孟子說：“伯夷，不是他喜歡的君主就不去輔佐，不是他喜歡的朋友就不去交往。不在惡人的朝廷裏做官，不同惡人交談。在惡人的朝廷裏做官，同惡人交談，就覺得像是穿戴著上朝的衣帽坐在泥土炭灰上一樣。把這種厭惡惡人的心情推廣開去，他就會想，如果同一個鄉下人站在一起，那人帽子戴得不正，就該生氣地離開他，就像會被他玷汙似的。因此，即使有諸侯用禮敬的言辭遊說請他出來做事，他也不答應。不答應，就是不屑於接近他們。柳下惠則不是這樣。他並不認為輔佐壞君主是羞恥的事，也不因為官職小而瞧不上；到朝廷做官，不掩藏自己的賢能，必定按自己的原則行事；被國君遺棄而不怨恨，處境窮困而不憂傷。所以他說：‘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赤身倮體地在我身旁，你又哪能玷汙我呢？’所以他能高高興興地同這樣的人處在一起而不失去自己的風度，拉他留下，他就留下。拉他留下他就留下，這也就是不屑於離開罷了。”
孟子又說：“伯夷狹隘，柳下惠不恭敬。狹隘與不恭敬，君子是不會這樣做的。”
【孟子的大智慧】
伯夷，商末孤竹國（今河北盧龍西）君長子，名允。孤竹君立次子叔齊為繼承人。孤竹君死後，叔齊讓位於伯夷。伯夷不受，兄弟相偕去周，投奔西伯（即周文王）。西伯死後，武王東進伐紂，他和叔齊叩馬而諫，以為父喪而用兵，是不孝不仁。武王滅商後，他們逃到首陽山（今山西永濟南），不食周粟，饑餓而死。
柳下惠，是魯孝公的兒子公子展的後裔。“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則是他的諡號，所以後人稱他“柳下惠”。柳下惠選擇堅持“直道而事人”，他不因為君主不聖明而感到羞恥，不因官職卑微而辭官不做；身居高位時不忘推舉賢能的人，被遺忘在民間時也沒有怨氣；貧窮困頓時不憂愁，與鄉下百姓相處，也會覺得很愉快；他認為自己和任何人相處，都能保持不受不良影響。
通過這兩者的對比，孟子認為，“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這是對他們的否定。孟子的這段話還說明了一個這樣的道理：真正的君子，是既講求原則，又靈活多變的，任何隻講原則或隻求靈活都是不可取的。
【孟子大智慧的解讀】
雖然每個人的生活環境不同，文化層次不同，因而所追求的目標和理想也不盡相同，但是，在內心深處，每個人都會有自己不同程度的做人原則。
做人的原則應該是多方麵的。比如說對待學習、生活、工作等，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原則，也就是說有個做人做事的底線，會有所為有所不為，懂得那些事應該努力去做好，那些事可以做，而那些事是絕對不能做的。
相信很多人進入社會後，有這麼一種感覺，做人要有明確的原則。隻有原則搞清楚了，做人做事才會更有方向感，才會更清楚自己到底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去做！做人毫無原則的人總是沒有自己的主見，總怕得罪人。這是非常不明知的，有時候甚至會把自己搭進去。而有原則的人，在他眼裏總是可靠成熟和富有魅力的，所以，這樣的人活得最輕鬆，還往往被賦予重任。
有一個很流亡海外的女孩子。因為能講一口流力的英語和法語被英國特工組織看中，加入了英國特工組織。她其實並不適合特工工作，性情急躁，所有同事都不看好她，認為她做間諜，無疑是給敵國送上一座秘密的寶礦。
正在這時，英國在法國的一個秘密電台被納粹分子破壞，因為電報員奇缺，她被暫時派遣到法國從事電報收發工作。果然，正如大家所預測的，所有的訓練過程都都對她沒有絲毫用處。組織讓她拿一份敵國駐軍圖給地下交通員。她到了接頭地點後，怎麼也想不起來接頭暗號，情急之一，索性把地圖展開，對著來來往往的人群進行試探：“你對這張地圖感興趣嗎？”幸運的是，她很快遇上了兩位地下交通員，他們扮成精神病人迅速地掩蓋了這個可怕而致命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