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被曾國藩知道之後，曾國藩便上疏彈劾副將清德，並舉薦塔齊布忠勇可大用。曾國藩向皇廷擔保說：若塔齊布以後“有臨陣退縮之事，即將微臣一並治罪”。
果然，塔齊布後來在湘潭之戰、嶽州之戰、小池口之戰和武昌之戰等湘軍前期幾次最大的惡戰中，都表現了出眾的勇敢，尤其在被稱為“湘軍初興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戰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為提督。湘潭之戰在很大程度上關係到湘軍能否崛起，是一次關鍵性的戰役，可見曾國藩後來對其的注重。
鹹豐四年（1854年），塔齊布以收複湘潭有功，超升湖南提督，鮑起豹被革職。塔齊布位至大帥後，遍賞提標兵，收人心，並在左臂刺“忠心報國”四字，得士卒死力。每當深夜，呼親卒相語家事，說到悲痛事，相對泣淚以流。塔齊布以嚴於治軍，並能與士卒同甘苦著稱。一次，德化縣令給這位大帥送了一張莞席，塔齊布說：“軍士皆臥草土，我睡莞席，豈能安枕？”立即下令退了回去。
這年年底，曾國藩正駐軍南昌，塔齊布駐紮九江，隔廬山相望，因太平軍往來攻襲，兩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國藩為此十分焦慮。
除夕前一天，塔齊布攻九江，後因寡不敵眾，單騎敗走鄉間，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後被一位鄉農帶回家中。
次日，各軍見到塔齊布仍未回來，於是以為塔齊布已經遇難，士卒們哭作一團。而曾國藩，也因此悲痛不已。直到了三更時分，一位鄉農將塔齊布送回，士卒們才轉憂為喜，大聲歡呼。曾國藩、羅澤南聽到塔齊布平安回營，都翻身跳將起來，光著腳就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淚傾訴勞苦。這時，塔齊布卻談笑自若地說：“我餓極了，快拿飯給我吃。”評價一個人才，要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塔齊布平時雖然看似有愚憨、無能之態，但一到戰場便摩拳切齒，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對方的架勢。尤其好單騎逼近敵壘，以偵視虛實，因此幾次都陷入危境，之後才轉危為安。
正所謂知人善任，曾國藩既要對上等人才加以引導、提拔，也要對下等人才加以勉勵和推薦。曾國藩的知人之明，既表現在知道人的長處，還表現在知道他的短處。
在曾國藩的幕府中，李鴻章的長處在聰明，有才華，短處在於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過於外露，正如曾國藩所說，“神采外騰”。所以曾國藩有意磨煉，使他能盡展其才，揚長避短。對於其他部下，他在指出其優點時，也一並指出其短處，加以告誡。
對於淮軍名將郭鬆林，曾國藩則評價說：“郭公治事氣足，而才不長，頓欠條理，難將多人，仍恐不克獨當一麵。”郭鬆林後來參與圍剿撚軍，輕敵冒進，結果兵敗身死。而對於李元度，曾國藩一直提心吊膽，因為他知道“次青實不能治軍”，李元度卻不服，率軍獨當一麵，後來在徽州一敗塗地，從此一蹶不振。
在評價劉銘傳時，曾國藩說他：“所長在果而俠，其所短在欠謀蓄”，因此責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堅忍，正所以勉其海量，進之於蓄也”。
曾國藩評價降將陳國瑞，說他：“氣矜太甚，又其部下諸將不樂為用，終難獨當一麵。”評價另一位部將時卻說：“用兵之道，知人之明，實非所長。”果如其言，陳國瑞因過於驕縱，終被流放，另一人也未有大功。
評價李鴻章之弟李昭慶，曾國藩說：“未嚐多曆艱苦，恐其視事太易。”李昭慶隨曾國藩剿撚，總理營分，也無大建樹，最後隻升到記名鹽運使，與他的兩位兄長簡直是天壤之別。
曾國藩對鮑超的認識最為深刻。他曾對鮑超進行過詳細的分析，認為鮑超有幾個致命弱點：
1.貪利
“春霆（鮑超）於‘利’字素看不薄，頗有不服眾心之處”，“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財無製。”因為他貪心，所以部下統領、營官、哨官慣扣勇糧，終致引發金華兵變。
2.貪名
曾國藩在給河南巡撫李鶴年的信中說：“春霆素好美名，好小殷勤，若於奏疏中偶說好話，渠感之最深，或送高麗參及鞍馬、衣服等事，渠亦曆久不忘。閣下若於此等小事稍一留心，則大事最易商量，斷不齟齬矣。”這樣的人貪小失大，很難辦成大事。
3.有勇無謀
鹹豐十一年（1861年），鮑超奉命與多隆阿並肩作戰，令曾國藩很傷了一回腦筋。因鮑超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與多隆阿很快就產生了矛盾。曾國藩不得已派左宗棠前往調停，說：“鮑公勇多謀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萬！千萬！性命攸關，不可客氣。”
他進一步分析說：“春霆之才，善於戰守而不善於料理外事；慣於平原而不慣於深山窮穀；宜於坐營而不宜於屢次移動……”
因此，曾國藩隻將他作為衝鋒陷陣的猛將，從不讓他兼管地方政務，鮑超最後也隻做到提督。
三、借人之才為才，用人之力為力
一個人成功與否，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資源轉化為自己的資源，把別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曾國藩就是一個善於把別人能力化為己用的人。
春秋戰國時期，最激烈精彩的不是戰爭，而是對人才的爭奪。人才的得失直接導致王朝的興衰，韓嬰在《韓詩外傳》中說：“殷紂王殺比幹，而致殷並於周；陳靈公殺泄治，而使陳亡於楚；弱小的燕國得到了樂毅，遂破強大的齊國……”
劉邦與項羽的勝敗，也是得人用人的經典之例，拿劉邦自己的話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他不如子房；鎮國家，扶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他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他不如韓信。子房、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因此，劉邦戰勝項羽得到天下當上了漢朝開國皇帝。
通讀曆史，曾國藩很有感觸，於是在他的《雜注》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大意是：打江山創事業一定要有基礎，你的宅基有多大，事業基礎就有多大，就像房間一樣，你蓋得有多大，庇護你的人就有多少。所以，基礎的打造非常重要。而這個基礎就是人才的舞台。後來的事實也說明，曾國藩的蓋世功業，與他在身邊聚集起能夠和太平天國相對抗的人力資源密不可分。
曾國藩非常注重借人之才為才，用人之力為力，因為他知道古今人們的著述非常豐富，而自己的見識非常淺陋，那麼就不敢以一己之見而自喜，應當擇善而從；他知道自己所辦的事情非常少，所以不敢以功名自居，應當思考怎樣推舉賢才，一起去完成偉大的功業。曾國藩自認為自己屬於“中才”或接近於“笨”的一類，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長，以補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個智囊團，曾國藩常以各種形式征求幕僚們的意見。
當然，曾國藩深知什麼時候該借人，什麼時候不該借人，可謂睿智。“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古代為官之道的首著。“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賭注。曾國藩說自己近乎“拙愚”，實際上不是，他頗有心機。他無論是在位高權重、一呼百應時，還是在舉足輕重、一言而決時，甚至在他不得誌的困辱之時，都不與朝中親貴相交往，因為他不願卷入高層的政治鬥爭中做無畏的犧牲品。當然，這並不等於他與高層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殺大權的人沒有密切的聯係。他在暗中也是使著“借”字訣的。
曾國藩24歲以前，他的足跡從未踏出過湖南，到過的地方隻有長沙、衡陽等地。他也像所有讀書人一樣，把科舉考試看做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途徑。在湖南家鄉，除郭嵩燾、劉蓉等，也沒有結識幾個對他以後人生有特別重要影響的人。
曾國藩在打造湘軍之初，勢單力薄。在給劉蓉的信中，他曾這樣寫道：“吾弟能來此一存視否？吾不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意指劉蓉必須過來，希望每天聞一聞你腳丫子的味道，還有郭嵩燾必須要加盟到我這裏，要在一起共事，要支持他的事業。
曾國藩所打造的湘軍與清政府的其他軍隊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皆由政府編練，遇到戰事，清政府便調遣將領，統兵出征，事畢，軍權繳回。湘軍則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親自選募，哨官則由營官親自選募，而營官都是曾國藩的親朋好友、同學、同鄉、門生等。
這樣一來，曾國藩的這支湘軍實際上是“兵為將有”，從士兵到營官所有的人都絕對服從於曾國藩一人。這樣一支具有濃烈的封建個人隸屬關係的軍隊，包括清政府在內的任何別的團體或個人要調遣它，是相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到後來，湘軍便有了很濃重的私家軍隊的味道，就連朝中都有人悵然說過這樣的話，大意也是朝廷的命令無法調動湘軍，但曾氏一紙手令，部屬便為之千裏驅馳，曾國藩的聲望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