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克複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為深固。但患不能迭，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為庸庸者，近來閱曆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類似這樣的言辭在曾國藩的書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誡弟弟常懷謙退，永葆“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態勢。
這種收斂低調的做人方式，曾國藩將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時，打算在家鄉建一座富厚堂，以作“終老林泉之所”。後來富厚堂建成了，他一聽說工程巨大，花費極多，於是就感到非常不安，從來就不進富厚堂的大門。他寫信嚴責弟弟及兒子費錢太巨，他說：
富升修理舊屋，何以花錢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座費錢許多。餘生平以大官之家買田起屋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爾行之。澄叔諸事皆能體我之心，獨用財太奢與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實不清，尤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餘金，將來餘必寄還，而目下實不能違還……餘將來不積銀錢留與兒孫，推書籍尚思添買耳。
此後十多年，曾國藩一直住在他的總督府，直到死在任所。
在教子家書中，曾國藩一再強調“勤理家事”，“不可厭倦家常瑣事”，“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種菜、養魚、養豬、做飯，“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他還說：“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以做官發財為可恥”，“家事忌奢華，尚儉”。
曾國藩的收斂和守拙的功夫，對於我們今天的人來說絕對沒有過時。這些都是實打實的人生智慧。一個人過於顯露出自己高於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過張揚，往往會對自己不利，甚至會招來很大的麻煩。因為這樣可能使對手容易摸清虛實，提前準備好防範措施和對策，或者觸動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說明的心理。老子說過“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智若愚”，這才是一個人成熟、智慧的標誌。不顯露、炫耀才華，固守柔順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低調自守，這樣的人其實是會有好結果的。
曾國藩身為三軍統帥，做著“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穩慎，如此謙恭，但卻能善始善終，永立不敗之地，可見亦非等閑之輩，也絕非浪得虛名。
三、爭心不可過重
爭與不爭學問極大，猛爭者不一定得勢，不爭者不一定不得力，此為辯證學問。曾國藩說：“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他處世常講退讓，而事關原則大事卻不能不爭，但是在爭的過程中，有時也講“退”。他因軍餉問題與沈葆楨鬧翻一事就說明了這一點。
同治元年（1862年），湘軍主力集中在南京一帶，太平天國的軍隊也正好集中在這裏。江、浙地區本是富庶之區，但因連年戰火，生產停頓，糧食歉收，饑民成群，有的地方連饑民也不見，遍地榛莽，“常竟日不見煙火，不逢行人”。這樣一來，不要說無錢購糧，即使有錢也買不到糧食。南京城下僅曾國荃、鮑超的軍隊就達七萬餘人，每天最少也要吃十萬斤糧食，哪裏去弄這麼多的糧食？曾國荃沒有辦法，每天隻能發四成餉，士兵連半飽都不夠，隻能煮粥度日。曾氏兄弟不斷向四處呼籲供給湘軍糧食，說再這樣下去，湘軍就要潰散了！
為此，曾國荃通過曾國藩向李鴻章借糧，李鴻章的淮軍也不寬裕，隻能將發黴的大米運來一些。曾國藩見狀大罵李鴻章沒有良心，下令將壞米還給李鴻章。幕僚立即勸他：“糧食不可退，有米總比無米強，退回上海將與少荃失去了和氣！”後來，他們把黴米賣給饑民，得款買了好米，才沒和李鴻章鬧翻。
正因為餉項、糧食供應困難，南京城下的湘軍開始四處搶劫，本來曾國荃部湘軍就是搶掠成性，現在更是無法無天。他們不僅成群出動，搶劫鄉村居民，劫掠肆市，成了明火執仗的強盜，而且到處搶劫婦女，虜入營盤奸宿。太平軍糧食奇缺，就把南京城內的百姓放出城來，婦女兒童放出者更多，大批婦女一出江東橋，就被城外的湘軍掠去，無一幸免。
為此，幕僚趙烈文建議曾國荃出麵製止，曾國荃表示：“我欠各營的糧餉太多，勇丁們連粥也吃不夠，沒有臉去見各部將領，哪有理由再去管這些事？若再不破城，軍隊便要瓦解了！”
趙烈文素以足智多謀、能言善辯著稱，聽了曾國荃的話也無話可說。不久，蕭慶衍部果然發生鬧餉事件，曾國荃向曾國藩問計，曾國藩勸他：“事因欠餉缺糧而起，隻宜多加慰撫，不可過繩以法，免得功虧一簣！”
軍餉問題越鬧越緊張，這時發生了曾國藩與沈葆楨的重大矛盾。
沈葆楨，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財徐之婿，道光朝進士。鹹豐五年（1855年）任九江府知府時，因九江為太平軍所占，到曾國藩湘軍充營務處會辦。後再任江西廣信府知府，太平軍楊輔清部攻打廣信，沈葆楨與夫人堅守城池，力戰勝之。曾國藩上奏極言沈葆楨夫婦共同抗敵，謂“軍興有年，郡縣望風逃潰，惟沈某能獨申大義於天下”等，清廷聞報，加沈葆楨按察使銜。
鹹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大舉進兵安徽，圍攻安慶，上書請沈葆楨來安慶會辦軍務，朝廷下旨準其所請。安慶被湘軍收複後，慈禧、奕沂主持政務，以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督辦江南四省軍務，曾國藩保奏沈葆楨為江西巡撫，兩人由上下級關係變為同僚。
從沈葆楨仕途經曆看，他與曾國藩數度共事，一同抗擊太平軍，他的兩次升官，也與曾國藩的保奏大有關係。但是，當沈葆楨就任江西巡撫後，曾國藩令湘軍東進，左宗棠進兵浙江，朝廷令江西省供應湘軍與左宗棠的軍餉。而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則派李世賢、楊輔清部入江西，以斷絕湘軍與左宗棠的糧道。沈葆楨見太平軍大舉人江西，湘軍進攻天京城又無力顧及江西，乃親赴廣信督防，抵禦太平軍。同時建立了一支江西本省的軍隊，還廣調清軍去江西參與防衛，如江忠義的精捷營、席保田的精毅營、王文瑞的老湘營、王德榜的長左營、張嶽齡的平江營、王沐的繼果營、韓進忠的韓字營、劉勝祥的祥字營、劉於潯的水師營、段起的衡字營等。
由於江西軍隊的擴增需要大筆軍餉開支，沈葆楨遂上奏清廷，停止供應湘軍軍餉，包括原來供應曾國荃大營的協餉、江西漕折銀、九江關洋稅銀、江西厘金等，這些銀兩都是朝廷批準供給湘軍的。在湘軍軍餉奇缺、雨花台各營岌岌可危之際，沈葆楨卻截留了所有的供應，這下子激起了曾國藩的怒火。
曾國藩在江西駐兵多年，因軍餉問題，吃盡了苦頭，也看夠了江西巡撫的眼色。鹹豐八年（1858年）他再度出山，江西巡撫毓科等同他的關係好轉。鹹豐十年（1860年）他擔任兩江總督後，便奏明把江西的上述各項收入均歸他提做湘軍軍餉。他所以奏準讓沈葆楨任江西巡撫，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沈葆楨與他多年合作，可以作為湘軍的可靠支持者，誰料想沈葆楨一上台來便斷了他的後路。
沈葆楨在江西擴建軍隊也是出於公心，但銀子隻有那麼多，江西用了湘軍就沒有，但從緩急程度著想，雨花台的曾國荃大營是迫不及待的。開始，曾國藩看到湘軍軍餉一天天困難，想出釜底抽薪的辦法，給九江關道蔡錦青寄了一封私信，讓他解九江關洋稅三萬兩給雨花台湘軍，以解眼前之急。蔡錦青不敢違意，便向南京運銀，誰知被沈葆楨發現了，把蔡錦青大罵一頓，勒令他追回款項，否則就罷他的官。沈葆楨是蔡錦青的頂頭上司，蔡錦青得罪不起，隻好乖乖地原數追回了寄出的銀子。
曾國藩、沈葆楨爭餉之事發生時，曾國藩位高權重，但並沒有表現出一種驕蠻之氣。事情發生後，他又多方考慮，委曲求全，拒絕了大家要參劾沈葆楨的意見，但是對於金陵圍城之軍的困難不能不顧，對於沈葆楨告他“貪得無厭”的罵名也不能不辯。
於是，曾國藩最終擬了一個《曆陳餉缺兵弱職任太多戶部所奏不實》的折子，他寫道，今“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為無米之炊。而戶部奏稱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廣攬利權。如臣雖至愚，豈不知古來竊利權者每致奇禍！”折尾懇求朝廷派大臣前來主持江南大局，放他回家養病，現在“兵弱餉絀，顛覆將及”，一旦發生重大變故，他可擔不起這個責任！
為了爭餉之事，曾國藩寫了多篇日記，反複記載此事的苦惱，一怕缺餉，金陵士兵嘩變，功敗垂成；二怕自己位高權重，別人疑其專擅；三怕與江西爭餉，敗了餉缺兵潰，勝了得到專權惡名。所以，還是以“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最為穩妥。
沈葆楨知道曾國藩上奏要求“引退”，自己也趕緊上了個奏折，陳請開缺，“以養老親”。
雙方的奏折上達清廷，慈禧自然不會讓他們在這緊急關頭回家休息，隻好下旨把江西的厘金一分為二，使他們各得其半，井把購買輪船的退款50萬兩撥給曾國藩使用，以解其紛爭。
此外，清廷為保證湘軍的圍城糧餉，又指撥淮北鹽厘每月八萬兩，從湖南撥糧優先保證圍城湘軍，還撥安徽、河南等省士紳的捐款數十萬兩。這些錢糧一下子緩解了湘軍的困難，保證了供應。曾國藩、沈葆楨二人同時撤銷“告退”，結束了轟動一時的爭餉鬧劇。湘軍因禍得福，加緊了攻城的步伐。
四、大是大非麵前的權變之策
一般而言，人總是隨環境變化而改變、調整自己的行為。而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傾向越發加重。
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過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一入高位，反成屍位。”曾國藩稱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於負責任的人。
清朝自嘉慶以後，世風日下。至道光朝更鹹魚爛之勢。大小官僚耽於享樂。腐朽入骨，無人肯講真話、幹實事。如道光最寵信的宰相曹振鏞，在談到為官之道時公然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這樣的官場，為自保功名富貴，圓滑彌縫，不負責任，已成為習氣。以至於鹹豐帝大罵群臣：“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
相形之下，此時年輕的曾國藩就顯得器宇卓邁，不隨流俗。他出身於湘鄉的普通農家，童年時還在湘鄉蔣市街賣過菜，離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遠；進京之後，又長期在翰林院讀書，沾染官場習氣少，保存的書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內外交困之際，就能挺身而出，於柔糜浮滑的官僚群體中，獨自表現出陽剛之氣。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棄祖宗臉麵，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配，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的最嚴重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即親筆書寫，這就不得不令他的繼承人重視起來，因此，鹹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曾國藩當時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既斷不可易，廟袱尤在所不行”。
曾國藩經過十餘日的慎重考慮，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庸郊配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兩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仍認為道光皇帝無庸郊配是對的。這等於說，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盡管理由是儒家的儀禮，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因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樣子，並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親自貶自損，想抬高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悚戰栗之至”這樣的話，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