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靜觀風雲，洞察秋毫
每個人都不免有私心，這是不分地位不分對象的。但是麵對權勢和利益的誘惑，在自己沒有考慮周全且前景不明的情況下，如果一味前進，就有可能造成欲速則不達的後果。
中國曆史上因功高震主而惹上殺身之禍的事件屢見不鮮，沒有帝王不在乎自己的皇位，因為在乎所以忌諱，所以一些功臣總是想方設法表明自己沒有政治野心。
1.清王朝的“君為臣綱”
清朝以滿洲貴族起家，聯合蒙古貴族，對人數眾多的漢人實行統治。鑒於唐末藩鎮割據和曆代權臣篡位的教訓，自宋以來的曆代統治者都采取種種辦法限製地方政府的權力，防止地方大吏擁兵自立，對抗中央。
清王朝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來的一代政權，雖采取一些措施，如實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員與漢員缺額對等，地方官旗員與漢員參用，吸收一部分漢族士紳參加滿洲貴族為主的各級政權，但滿漢藩籬堅固，民族歧視明顯。這無疑會對清朝統治者產生不利影響，然而，這又是清王朝對待漢族官紳民眾的根本方針，絕對不可能改變。因為滿洲貴族隻有通過這種方式，使旗人淩駕於漢人之上，給他種種特權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內部的凝聚力，達到利用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統治地位。
清朝統治者為了達到既能保持其特權地位，又能模糊漢人民族意識的目的，取得一箭雙雕的效果，在采用哪一學派的思想作為本王朝的統治思想方麵做了認真的選擇。
由於程朱理學特別注重倫理道德，將三綱五常強調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為綱中之綱的“君為臣綱”一條尤為適合滿洲貴族的口味，所以幾經審慎地考慮，決定采用程朱理學作為他們對全國官紳民眾實行思想統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於這一原因，清初的幾代帝王都采取種種措施，極力推崇和倡導程朱理學，尤其大講三綱五常中的君為臣綱，以保證漢族地主階級對清王朝的忠心。
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出於種種原因，對地方大吏尤為加意防範。他們把各省的兵、政、財、人及司法各權分開，地方官員各負專責，相互牽製，誰也不能大權獨攬。
就兵權而論，清朝的主要武裝是八旗與綠營，無論駐紮京師抑或分駐各地，兵權實際上都掌握在皇帝手裏。他們在內心對漢族總是有一種戒備心理、猜忌心理，是從不信任的，所以盡管曾國藩對清政府賣力甚大，但清政府在起初並未給他以實權，還得不到糧餉供應，地位十分不利。後來迫於形勢，才不得已將四省軍務交其節製。曾國藩勢力壯大了，卻也犯了清統治者的大忌。
2.曾國藩曲意示忠
在攻克天京之後，曾國藩之勢力如日中天，廣收利權，遍保部下，一時朝野之官多出其門，鹹豐皇帝對於曾國藩是一麵高興，一麵憂慮。據說曾國藩光複武漢以後，鹹豐帝說：“想不到曾國藩以一儒生，竟能做成一番大事。”當時，鹹豐帝身邊的位大臣當即說道：“曾國藩以侍郎之職開缺，丁憂在籍，與一鄉紳無異，自古英雄起於草莽間裏之間，豈不令人擔憂嗎？”聽了這話，鹹豐帝皺緊眉頭，沉吟良久，慨然歎道：“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看來如果曾氏不急流勇退，其災難是很難避免的。
自從進軍雨花台以來，曾國藩兄弟迅速擴軍，曾國荃所統由二萬餘人增至五萬人，曾國藩指揮的部隊由幾萬人擴大為12萬人，除贛、皖厘金和數省協餉外，增辟粵厘和湖南東征厘金，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漸生疑懼，感到這對它是一種潛在威脅。湘軍攻陷九沼洲，尤其蘇、杭各城相繼收複後，清政府的這種感覺與日俱憎，隱隱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脅已不再是行將失敗的太平天國，而是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了。
從這時起，清政府對曾國藩的態度就開始冷淡下來。其第一個表示，就是在曾國藩與沈葆楨爭餉時，有意偏袒沈葆楨，裁抑曾國藩。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他熱情支持了，江西爭厘。他省協餉停解，就是明證。清政府知道，雖然湘軍總數有30萬人，僅曾國藩直接指揮的部隊就有12萬人，但內部派係複雜，各樹一幟，他的嫡係部隊亦不過隻有曾國荃的五萬之眾。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兩方麵的措施：一方麵迅速提拔和積極扶植曾國藩部下的湘軍將領，使之與曾國藩地位相近，感情疏遠，漸漸打破其從屬關係，清政府對曾國藩的部下將領和幕僚，如已經死去的塔齊布、羅澤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續賓、李續宜和當時尚在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楊載福、劉長佑等都實行拉攏和扶植政策，使他們漸漸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甚至互相不和，以便於控製和利用。而對於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則恰恰相反。
1863年5月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之職後，雖仍在雨花台辦理軍務，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屬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單折奏事的。曾國藩遂讓曾國荃自己上奏軍情，以便攻陷天京後搶先報功。不料，奏折剛到立遭批駁。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折奏事，以後如有軍務要事，仍報告曾國藩，由曾國藩奏報。曾國藩恐曾國荃心情抑鬱，言詞不遜，在奏折中惹出禍來，特派頗有見識的心腹幕僚趙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營，專門負責草擬章奏谘稟事項。曾國荃攻陷天京後，當天夜裏就上奏報捷，滿心以為會受幾句讚揚，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幸好有人將李秀成捆送蕭營，否則曾國荃更無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並不就此了結，而是步步進逼，揪住不放。數日之後，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意思是說，曾國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勳名”、“長承恩眷”了。
曆經宦海沉浮，曾國藩對於能決定他生殺予奪的最高統治者有四計：逆來順受，以死效忠，緩施以時，委婉言求。總之避免正麵衝突，旁敲側擊，以柔克剛，曲意示忠。這幾招能使曾國藩在朝廷對他任用又懷疑、支持又削弱的夾縫中站住腳，頻得實惠，步步高升。
二、高標處世，低調做人
低調是一種風度，高標是一種氣魄。
做事開張，做人收斂，這一點是中庸思想中處世之道的核心。它不僅僅是體麵生存和尊嚴立世的最重要根本，也是一個要做大事業者的最佳狀態。同時，開張必須以收斂為基礎，因為收斂可以使人能處順境也能處逆境，既可深自收斂又可勇猛精進，這實在是一種最智慧最通達的處世之道。
為人收斂，不光是哲學上和個人修養上的一種體悟，更是避禍消災的重要法門。在曾國藩的家書裏曾提到過兩個人，一個是嘉王趙頹，另一個是沈萬三。這兩個人的經曆對比著看，一定是給了曾國藩很大的觸動。
嘉王趙頹，是宋神宗的親弟弟。他從小就好讀古書，是一個憂國憂民的人。他看到不平之事，就要發表言論，後來還數次上疏議論朝政，在當時很有影響，人們對他褒貶不一。這時，他的心腹勸他說：“您是天子的弟子，不好聲色犬馬，一心致力於典籍，這自然是好的品德。可是您多次議論朝政，皇帝和太後都會不安啊。”嘉王猛然醒悟。從此，他兩耳不聞窗外事，專門研究醫書，並和他的部屬成天忙於研究藥方。朝廷後來專門下詔稱讚他，還對他進行了褒獎。
沈萬三的故事顯然就悲慘得多了。
明朝時，沈萬三是金陵巨富，雖王侯而不能及。朱元璋攻下金陵後，打算擴大外城，然而當時正值戰亂，國庫空虛，主管工程的大臣叫苦不迭，表示難以完成這個任務。
沈萬三這時出麵了，為了和朱元璋搞好關係，他表示願意承擔工程總費用的一半。他和政府方麵同時開工，由於財大氣粗，沈萬三比朱元璋的官方工程隊還早三天完成了任務。之後，朱元璋賜給他酒宴，慰勞他說：“古代有素衣天子，號曰素封（無官無爵而有資財的人），您就是這樣的人啊。”其實朱元璋心裏並不高興，竟然比我的官方工程隊還快，他對沈萬三的富裕既厭惡又嫉恨。
而當時，沈萬三有一塊田地，正靠近湖邊，為了保護自己的田地不受水淹，他便在湖邊新修了一道石堤。朱元璋討厭他太富，而且連他這個皇帝也比不上他，於是太祖一點兒也沒留情麵，單獨對他的田地抽稅，每畝九鬥十三升，賦稅高得嚇人。
其實，朱元璋心裏早就想殺他了，隻是一時找不到理由。忽然有一天，恰好沈萬三用茅山石鋪蘇州街的街心，朱元璋這一下子可有了借口了———以茅山石為心，“茅心”者，“謀心”也，此乃叛逆之舉。不由分說，朱元璋就給他定了一個謀反罪，殺了他，又查抄了他的家產，將其全部充公。
沈萬三死得冤枉，他既沒有犯法，而且還為皇帝出了力，反而被殺，你說可不可悲。這樣的教訓告訴我們，麵對如此複雜紛紜的人世，聰明顯得多麼地可笑和幼稚，多麼地不值一提。而在此時，“憨”、“拙”、“直”、“樸”這些本與聰明無緣的字眼，卻會顯露出一種閃光的高超智慧。
以史為鑒，以自己過去的經曆為鑒。曾國藩在任兩江總督之後，他變得更加穩重低調，更加“憨”、“拙”、“直”、“樸”，對待同僚及下屬都注意處處謙讓，甚至對手中的權力，他也常常辭讓。
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後的聲望已無人可比，長江水麵上迎風招展的無不是“曾”字帥旗。作為親率三四十萬人馬的湘軍最高統帥，曾國藩卻全然沒有飛揚跋扈、洋洋自得之態，反而更加處處收斂，慎之又慎。從他給弟弟寫的家書上看，那時的他不但沒有躊躇滿誌，反而是充滿了憂慮。他諄諄告誡弟弟說：
餘家目下鼎盛之際，餘忝竊將相，沅（曾國荃）所統近兩萬人，季（曾國葆）所統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管仲）雲：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
曾國藩說：“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概”是什麼？這個“概”字就是大概的概。據查，“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實就是個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來盛米、稻穀，堆得高了上麵會凸出一個尖來，然後就用這種木板來刮平，起的就是這個作用，這就叫做概。曾國藩說，別人不來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國人素來相信“舉頭三尺有神靈”，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了，這就是自律。其實，曾國藩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要見好就收，要急流勇退，要學會“自概”。
曾國藩時刻不忘記給自己及諸弟狠敲警鍾，盡心盡力地消除隱憂。自從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國藩深知自己地位漸高，名譽漸廣，便多次上奏請求減少自己的一些職權，或請求朝廷另派大臣來江南會辦。攻克南京之後，他立即裁減湘軍，又令弟弟曾國荃停職回家反省。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國藩再三告誡弟弟曾國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