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廣西金田村爆發時，鹹豐皇帝剛剛登上寶座，對處理國家大事還沒有多少底氣。不過他畢竟很有才能，很快便沉著起來了。他采用了下臣的“以漢人治漢人”的建議。由於曾國藩的名聲，鹹豐皇帝的將點到了他的頭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辦團練，協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聖旨之時，曾國藩正在家裏守喪。也許自古忠孝難以兩全，從內心出發，曾國藩還是想去建功立業的。隻是母親的喪事還沒辦完。自己正處在守喪期，不宜回應，於是表示：我要守喪，不能遵旨。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曾國藩寫好了奏章，準備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燾對曾國藩發起了一場遊說活動，甚至搬出來他的父親曾麟書，曾國藩看到時機已經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業的衝動，也無法推辭了，於是投筆從戎了。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於肩上，他感到充實的同時也神色凝重起來。
曾國藩雖然領了旨，但是，實實在在地說，他絕對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擺在他麵前的是，要錢沒錢，要人沒人。建什麼樣的軍隊，怎樣建，需要的錢餉又從何而來……太多問題困擾著他了。麵對重重困難，曾國藩在一步一步地前進。
他認為，清政府的八旗兵、綠營兵是已經腐化的沒有戰鬥力的部隊，自己訓練的士兵應該有更大的戰鬥力，應該有獨特的精神。辦團初期，曾國藩的主要任務是鎮壓當地的農民起義。可是太平軍很快就從廣西打到湖南，從湖南打到湖北。
曾國藩想循序漸進，鹹豐帝卻已經急不可待，要曾國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軍。白手起家的曾國藩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訓練出能征慣戰的軍隊的，湘軍剛剛建立，用這樣的軍隊去與太平軍作戰，無異於以卵擊石。出兵還是抗旨，對曾國藩來說，無疑是非常難辦的。他多次上奏說：“事勢所在，關係至重”，不能草率而出，並向朝廷建議“實行四省聯防”。鹹豐皇帝對此很不滿，在曾國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覽你的奏章，簡直以為數省軍務一身承當，試問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天下人才沒有超過自己的，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
從這種譏諷的口吻中可以發現，在鹹豐皇帝看來，曾國藩不過是一個好高騖遠、自吹自擂的書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下令曾國藩出兵。
曾國藩並不因為自己受到了譏諷就出兵，繼續上奏，大意是說：臣自知學問少見識也少，但確是忠誠不二的，成敗利弊對於臣來說沒有什麼，但皇上責備臣了，臣就一定會警醒。臣隻是認為與其以後毫無功績受欺君之罪，不如瑚在據實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棄喪帶兵被人嘲笑，後又大肓不慚被人嘲笑，臣還有什麼臉麵立於天地之間呢？臣每晚都焦急憂愁難以入睡。所以懇請皇上體諒臣的進退兩難和謹慎行事，不要再責怪微臣了。臣自當為國竭盡心力，絕不狂妄自大，更不會臨陣退縮的。
曾國藩的這一片血誠還真的打動了鹹豐皇帝，從此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司見，隻有把萬事裝進心裏，再與自己的誌向相結合，才能順勢而發掌控大局，否則隻會徒勞無功罷了。
五、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為官不貪是對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國藩時時不忘祖父在他中進士以後所說的話。祖父對他父親說：“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可靠他（做官）吃飯。”曾國藩將此番話作為一生的訓示，他曾發誓說：“我從三十歲開始，便以做官發財為恥辱，以官宦公飽私囊，為子孫聚斂財富為恥、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絕不靠做官發財，為後人斂集財富。神明作證，我決不食言！”
1.做官不貪圖錢財
曾國藩在京做官14年，俸銀極少，後來，皇上讓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為官生涯中最高額的俸銀，不久便寄回鄉。曾國藩不貪圖錢財，也以“勤儉”二字訓誡後人，且以“勤儉”二字嚴於律己。他一生為官且位高權重，但終身儉樸，過著清淡的生活，他曾說：“我做官20年，從不敢沾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一向恪守樸素的家風，儉樸節約可以，稍稍豐盛也可，但過多的豐盛我是不敢也不願的。”
曾國藩尤其推崇湯斌，認為湯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湯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撫時，剛到南京，就把府縣官員召集，嚴加訓斥。貪圖賄賂的人輕則被別人彈劾丟官，重則沒收家產，累及子孫。為官者，一旦沾上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賄賂，把柄就在別人手中捏著，這樣下官有何過失一律不敢叫其糾正，長此以往，上司就會有包庇之嫌。
2.曾家收禮僅一次
據曾國藩的女兒回憶，曾家收受別人的禮僅一次，那是提督黃翼升的夫人進獻的。
黃翼升曾是曾國藩的部下。曾國藩組建水師時，黃翼升鞍前馬後幫了許多忙，是曾國藩的心腹大將。建立淮揚水師後，黃翼升被提升為統帶。
1862年，黃翼升成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曾國藩用人之際想調回黃翼升，與李鴻章來往書信相商13次，被李鴻章斷然拒絕。因黃翼升本性寬厚，性情溫良，深受眾將士擁戴，曾國藩千番百計要把這員心腹大將調回。而李鴻章更是對黃翼升讚賞有加，因此堅決不給。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點翻臉。這個時候，黃翼升夫人出麵周旋，事情才有了緩和的餘地。
黃翼升其時身處兩難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來調停，設法要拜曾國藩的夫人為義母。待到曾夫人壽誕之日，黃夫人帶著翡翠釧一雙，明珠一粒，紡綢帳一個前來拜壽，當著眾賓客的麵，黃夫人執意要拜曾夫人為義母，曾夫人礙於情麵，隻好收黃夫人為幹女兒。
宴席散後，曾夫人向曾國藩說明緣由，開始曾國藩很氣惱，但轉而一想，此舉既能緩解因黃翼升而起的曾、李矛盾，又能籠絡將心，便再無異議。
3.“一品宰相”曾國藩
曾國藩官至大學士後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戲稱他為“一品宰相”。
日常穿戴曾國藩通常是舊衣布鞋，還幽默地說：“古人雲：‘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視之，衣亦不如故也。試觀今日之衣料，有如當年之精者乎？”曾國藩一生堅守清廉，對兒女也同樣要求他們儉樸度日。他規定，嫁女壓箱銀為二百兩，娶媳也同樣如此。他在鹹豐九年（185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質帶長夫二人送家信，並銀二百兩，以一百為紀澤婚事之用，以一百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不貪財，不苟取”，就是曾國藩的人生信條。觀其一生為官處世之道也的確如此。得自己應得的，爭取自己想爭取的。有所得無所貪才是正確的為人之道。
曾國藩為人通曉世故，很能為別人著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為逃避戰亂帶著孩子來到上海，曾國藩獲悉後秘密派輪船迎接她以及她的兩個兒子，一個未出嫁的女兒。他又每月出銀20兩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將他們安排妥當才放下心來。
過了幾年，邵夫人和她的長子相繼病故，邵夫人的二兒子及女婿要送靈柩回老家。曾國藩見邵家小女兒孤苦伶仃，無人照顧，便讓夫人收其為義女，這樣，邵家小女兒便可在兩江總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國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責人，則度量宏深。”事實證明他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確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頻生、變化不定他也從未改變過。
4.交友貴在有雅量
曾國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貴雅量，從中受益不少，他認為：“以德求變的立世方法，由於天生資質不高，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進步，所以隻有借助外界的幫助來讓自己不斷進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於友情極為珍惜，謹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夠寬闊，氣量狹小的話，那麼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隻有一點長處，一點善行，隻要他於我有益，都應廣泛采納用以培養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詞、勸諫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從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隻會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對於有思想有見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見解與自己不同，也應該抱一種容納的心態來麵對。在交流過程中自然能發現自己的缺點與不足，這樣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國藩作為清朝的理學大師，繼承了儒家傳統的“仁民愛物”的品德，並將其轉化在待人處世上。為官期間了解民情，體恤民眾，甚至在鹹豐年間，冒死直諫。他說：“做官不為民眾著想，不愛民眾，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書、詩詞中都反映了他愛親人、與鄰裏和睦相處的心願。
曾國藩一生寧可自己吃虧也從不占他人便宜。這看似守舊的思想，實則包含了為人處世的大智慧。接受好處猶如給人把柄，後患無窮。拿別人的、用別人的終究是要還的，不以物抵也會用其他方式相抵。
所以，不貪心的人沒有人情債，沒有人情債的人才會活得更輕鬆。
六、忠誠體國，以為天下
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不計小利。國家、民族、社會、自我相互影響，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勢，待人以誠，為國有忠是為人之根本。
1.心懷天下之誌
曾國藩就是一個心懷天下之誌的人，他在京都任職的時候，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可見，他對時務的關心更甚他人。
在閑暇的時候，曾國藩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都已考究詳盡，所以一旦當權，便能把平時準備下的學問，拿出來應用。他眼光長遠，凡事皆有準備，所以書生帶兵還能報捷絕非是幸運可以解釋的。我們隻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準備著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心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麼地來之不易了。
2.危難之際忠君體國
曾國藩身為臣子，能恪盡職責，忠君體國，這一點可以於國家危難之際體現。
（1）直諫流弊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鹹豐皇帝即位。他繼位以後的時局頗為艱難，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正在廣西地區醞釀成熟，時刻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
為挽回人心，渡過難關，鹹豐帝頒詔求言，封章密奏。許多朝臣應詔陳言，直諫流弊，這其中就有曾國藩。他當時掌理全國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戶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民生疾苦與軍事外交。目睹時局危急，政風頹靡，就先後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
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內容大致是推薦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議在官員中樹立學習風氣，提高自身修養；考察官員時推薦“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諫，陳述忠言。他還對官員的腐敗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朝廷正值用火之際，應該設立完善的舉薦製度廣納天下英才。雖然鹹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奏折評價很高，但並沒有產生實際效果。
曾國藩上的其餘各疏，對於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方麵切要的問題，也都詳細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對當時的利弊，都有全麵深入地了解。他還提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加強武備的具體措施。他認為國家的憂患大致在兩個方麵：一個是國家可用的後備資源不足；一個是軍隊精幹力量的匱乏。
麵對財用不足，應從根本上杜絕不必要的開支，其中節餉就是一項。他列舉了各地軍隊的種種腐敗狀況後認為，醫者在治療癰病時，會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來，軍隊中能力差體質弱的士兵，也應該適量地優勝劣汰，再加以強化訓練。這就好比忍痛割腐長新，否則，是無法改變武備廢弛的現狀。其後，他又說明了“兵貴精而不貴多”的道理。
在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還是他在鹹豐元年（1851年）四月間所上的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轉移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國藩忠君愛國及有作為、有擔當的耿直風格，也對他此後的平亂事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2）家書報國
曾氏的忠心還表現在他所寫的家書、日記中。他寫在家書裏的報國之願大意為：我現在身居高位，想忠誠為國，為國家社稷而鞠躬盡瘁，所以不會阿諛奉承來換取皇帝的喜歡，這樣做會讓祖宗蒙羞的，也會辜負長輩的教誨與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天國期間，將之變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和“置生死禍福於度外”的思想，他在家書中講道：“天下紛紛，沅弟斷不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促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餘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誌，終不失為上策。”
（3）“忠”、“勤”二字當先
曾國藩忠誠體國除去其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責任感之外，還有其識見之原因。他對“忠”、“勤”二字的理解尤為深刻，他認為開國創業之初，大多能人所創的豐功偉業都是順勢之舉，人事的作用相對較小。到了建設國家、發展國家的時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對一半。若以人事和命運抗爭，隻能以“忠”、“勤”二字當先。亂世之中，多是虛偽奸佞的小人，隻有絕對忠心的人才能克製他們。當人們越來越懶惰的時候，隻有勤勞的人才能夠出類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麼過人的才智，盡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勞的人也不必有過人的精神，盡力而為就可以了。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氏忠誠體國，始於其誌，定於其識，成於其行，貫穿於其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發展的年代，現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從自己的每一天開始吧。